二〇〇二年五月，巴黎（第35/109页）

我慢慢地穿过庭院，呆呆地想，门房的住处就在这里，多年过去，它被改造成了一间小公寓。走廊上固定着一排铁质的信箱，再也没有门房会挨家挨户地去送信了。玛玫提到过的，门房的名字是罗耶夫人。我在书里读到过，在那场搜捕中，门房在其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他们很多人都是迫于警察的淫威，但有些人做得更加绝情，向警察们揭发那些藏匿起来的犹太家庭。一些人霸占了那些空下来的公寓，逮捕一结束就把公寓里的物品据为己有。在我读到的资料中，极少数一批人在全力保护那些犹太家庭。我不禁想，罗耶夫人在这里扮演的是哪种角色？我不禁想到了我那蒙帕纳斯林荫街上的门房，她跟我同龄，来自葡萄牙，没有经历过战乱。

我没有坐电梯，而是走楼梯到了四楼。现在还是午餐时间，工人们都去吃饭了，大楼里静默无声。当我打开前门，我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绝望和空虚吞噬了我。我向着公寓里更老旧的区域走去，也是伯特兰之前给我们展示的一片区域。一切就是在这里发生的，在那个炎热的七月，黎明将至，男人们来敲门带走了他们。

恍惚间，所有我在过去几周里读到的一切，所有我知道的关于冬赛馆的一切都纷至沓来，就在我即将入住的地方一幕幕重演。通过所有我收集的证据、阅读的资料、采访的幸存者和目击者，我仿佛能亲眼看到这里发生的一切。实在是难以置信，仿佛只要一伸手，我就能触碰到当时发生在这墙内的事情了。

几天前我开始动笔写的文章快要收尾了，截稿日期也已经逼近，不过我还得去参观巴黎城外的鲁瓦雷集中营的德朗西集中营，而且，我和弗兰克·李维约好了时间见面，他所属的协会正在组织逮捕事件的六十周年纪念活动。很快，我的调查即将结束，我可以开始写其他文章了。

可是现在，当我知道了这里发生过什么，它距离我如此之近，和我的生活紧密相关，我意识到我必须挖掘更多才行。我的调查还没有了结，我必须摸清所有的细节：住在此处的犹太一家发生过什么？他们叫什么名字？有孩子卷入其中吗？有人从那些死亡集中营里幸存下来吗？所有的人都死了吗？

我在空空如也的公寓里徘徊着。在一个房间里，一堵墙已经倒塌了，在一片瓦砾中，我察觉到一条长长的、深深的通道巧妙地藏在一块隔板后面，如今显露出一部分来。这是一个绝佳的躲藏之处。要是这些墙会说话就好了……但我不需要它们说话了，我已经知道这里发生过什么，我能看到它。幸存者们已经告诉了我那个燥热而宁谧的夜晚、划破天际的敲门声、果断强制的命令以及穿过巴黎的巴士。他们还告诉了我那个臭气熏天的冬季自行车竞赛馆里如同炼狱般的场景。告诉我的那些人，扯下了他们的星星逃脱了那里，成为幸存下来的人。

我拿出手机，给伯特兰打了个电话。看到是我的号码，他低声轻语：“在开会。”这是我们的密语，意思是说“他很忙”。

“很急。”我说。

我听见他在窃窃私语些什么，接着他的声音清晰地传来。

“怎么啦，爱人？”他说，“有话快说，还有人在等我。”

我深呼吸了一口气。

“伯特兰，”我说，“你知道你的祖父母是怎么住到圣东日街上的公寓的吗？”

“不知道。”他说，“怎么了？”

“我刚刚去探视了玛玫，她告诉我说他们是在一九四二年七月搬进来的，她说这个地方是空的，因为一个犹太家庭在冬赛馆事件里被逮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