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二年五月，巴黎（第26/109页）

“你想念美国吗？”班贝尔问我。

“我很想念我的妹妹，倒不怎么想念美国。”

一个年轻的侍者给我们端来了咖啡。他扫了一眼班贝尔一头如火般的红发，露出一个傻笑。接着，他就看到了长枪短炮般的相机和镜头。

“你们是旅客吗？”他问，“想来拍一些巴黎漂亮的照片吗？”

“不是，我们只是来拍一下冬赛馆遗址的漂亮照片。”班贝尔用一口带着英国腔的法语说。

侍者反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没人会问关于冬赛馆的事情，”他说，“问埃菲尔铁塔什么的倒是大有人在。”

“我们是记者。”我说，“在一家美国杂志社工作。”

“那场在河畔发表的周年纪念演讲以后，”年轻的侍者回想着，“偶尔会有一些犹太家庭造访此处。”

我忽然灵光一闪。

“你知道这街上有没有人，比方说什么邻居知道那次逮捕事件，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的？”我问。我们已经和几位幸存者有过对谈，他们大部分都曾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书出版，但我们仍然缺少目击者，缺少目睹整场事件发生的巴黎人。

但随后，我又觉得自己像个傻瓜，毕竟这个年轻的孩子不过二十岁。一九四二年的时候，他的父亲可能还没出生呢。

“有，我找得到。”他说，这倒是让我大吃一惊，“你们沿着街道往回走，左手边会看到一家卖报纸的商店，老板叫泽维尔，他会和你聊一聊的。他妈妈知道这件事，她在那儿住了一辈子。”

离开的时候，我们给他留了一笔丰厚的小费。

从灰尘漫天的小车站里出发，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穿过小镇，前方的路仿佛无休无止，沿途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她双脚酸痛，他们要去哪儿？前方有什么在等待着他们？他们离巴黎有多远了？火车行驶得很快，起码也有几个小时了。她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她的弟弟，火车向前行驶，她的心在往下沉。她要怎样才能回家呢？一想到弟弟会以为自己会忘掉他，她就越发难受。在一片黢黑封闭的壁橱里，她是他唯一的信仰了，可过了如此之久，他一定以为她要抛弃他了，她不再爱他了。壁橱里的水喝光了，手电筒没电了，黑暗让他害怕。她一定让他失望了。

这是哪儿？还没来得及看他们驶进的站台叫什么，他们就被拉下了车。她和所有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别无二致，都注意到这里是苍翠繁茂的田园乡村，绿油油的草地，金闪闪的麦田，夏日的清新空气扑面而来，一群蜜蜂在耳旁嗡嗡嗡地叫。天空有鸟儿飞过，有云朵飘过。经历了多日充斥着恶臭与燥热的拘禁后，眼前的一切恍然如梦。也许，接下来的日子没有那么糟。

她跟着爸爸妈妈穿过一道带着棘铁丝的大门，两边的守卫持枪而立。接着，她看到了一排排阴森的营房，方才的兴致立马消失得无影无踪，挨得离妈妈更近了一些。警察们开始大声命令女人与儿童去右边的那排营房，男人去左边的那排。女孩无助地拉着妈妈，看见她爸爸被推进一群男人中间。身边没了爸爸，她更害怕了，可又无力反抗，一排排的枪口正对着他们。她的妈妈一动不动，眼神变得涣散，了无生气。她脸色苍白而又虚弱。

女孩牵着妈妈的手，警察们推搡着她们进了营房。里头光秃秃的，只在稻草上铺着木板，又脏又臭。厕所就在外面，但所谓厕所不过就是一排开了个洞的木板而已。警察命令他们上厕所必须在这里，即便是小便也必须当着众人的面，像牲口一般。这让她很羞耻，觉得自己根本就解不出来，她肯定做不到的。她眼看着妈妈坐在洞口上了，不禁在羞愧中低下了头。最后，轮到她了，她流泪了，但愿没有人会看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