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洪流（第13/19页）

可以说，李德参加中国革命的时间比白求恩长得多了，最后毛泽东没有写纪念李德的文章。因为当时把李德捧得太高，最终反而把他给害了。

1936年，李德在延安的时候，曾经对埃德加·斯诺承认，西方的作战方法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必须要适应中国人的心理和传统，由中国的军事经验和特点来决定一定情况下采取什么样的战术。他说，中国同志比我们更加了解在他们本国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

所以李德本身也不是一无所获的。

伍修权同志就讲过，李德作为一个外国革命者，致力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七年多，这种献身精神也还是可取的。不过我们当时在领导上把他摆错了位置，他的错误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对此我们都应该加以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

这是对李德的一种真正的认识。这种认识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值得反省的一个问题。当我们今天把西方的经验看做是最好的经验，把外国的月亮看做是最圆的月亮时，我们今天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

怎么样脚踏中国的实地认识中国的国情，解决中国的问题？今天看来，我们依然是有这样的教训。

这对李德来说，本身是个很大的教训。当然对中国革命来说，也是个很大的教训。

李德全程参加了中国革命最艰苦卓绝的过程，为中国革命付出了7年的时间，应该说他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是他当时被捧得太高了，捧到了一个太上皇的地位，他从极高处重重地摔下来，摔得粉碎。

李德给中国革命留下的启示，到今天也没有完结，这也是值得我们去回味的。

75.中央在上海的电台被破获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什么

在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而在1934年9月，由于上海的电台被破获，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中断了。

凡事都要一分为二地看，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电讯的中断，它有坏处，也有好处。

早在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尤其是斯大林等人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基本上是不太正确的。

斯大林当时对蒋介石寄予很高的希望，把对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放在了蒋介石的身上，他曾经用法国大革命的领袖来比喻蒋介石，把蒋介石称为中国革命的罗伯斯比尔第二，而把中国共产党人看得非常轻。

当时中共中央被迫服从共产国际的指导，也给中国革命带来很大的损失。

长征之前，也就是1934年9月，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被破获，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电讯联系被迫中断。这对寻求一条独立的革命道路，寻求一条中国式的革命道路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并不完全是坏事。它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得以通过遵义会议等一系列的会议，独立地解决自己的军事路线、政治路线和领导人的问题。

可以设想，如果在整个长征的过程中，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始终都保持着联系，那么想要独立决定军事路线和政治路线，独立决定自己的领导人，实际上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中国共产党当时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就是一个上下级的关系，他发指示你执行，就是这样一个关系。陈独秀早年就想与共产国际建立所谓的兄弟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根本就不可能。

中国革命寻找一条自己的独立的道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摆脱共产国际对我们的指导。这是一条重要的经验。

当然凡事都得一分为二，它带来好的一面，摆脱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选择自己独立革命道路的阻碍；它也带来不好的一面，因为它割断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消息情报来源，妨碍了共产党领导者的战略视野。

因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国革命，长期的战略就是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方针。而那些根据地都是最偏远、最贫困、最落后的山区，就是各个白色政权的接合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