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尼采综合征”批判（第5/13页）

“你们要寻找你们的仇敌，你们要挑动你们的战争。”

“你们当爱和平，以和平为对于新的战争的手段——并爱短期的和平甚于爱长期的和平。”

这句话的另一种说法是——为了发动更大的战争你们需有短暂的和平时期储备你们再战的锐气。

“战争和勇敢比博爱做着更伟大的事情。”

“你们问：‘什么是善？’——能勇敢便是善。”

“你们必须骄傲你们能有仇敌。”

“所以你们这样过着你们的服从和战斗的生活吧！长生算什么呢？战士谁愿受人怜惜？”

所以，希特勒向墨索里尼祝寿时，以尼采文集之精装本作为礼物相赠也就毫不奇怪。

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向士兵分发尼采那《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小册子，命他们的士兵满怀着“比博爱做着更伟大的事情”的冷酷意志去征服别的国家和人民，也就毫不奇怪。

所以，当德国士兵那么灭绝人性地屠杀别国人尤其犹太人时，可以像进行日常工作一样不受良知的谴责。

因为“查拉图斯特拉”说：“仇恨就是你们的工作。你们永远不要停止工作。”

当然，法西斯主义的罪恶不能完全归于尼采。

但，一种自称旨在“改良”人类的思想，或一种所谓哲学，竟被世界上最反动最恐怖的行为所利用，其本身的价值显然便是大打折扣了。

鲁迅却又终究是与尼采不同的。

鲁迅并不自视为中国人的、更不自视为全人类的思想的上帝。

鲁迅固然无怨无悔地做着与中国旧文化孤身奋战的战士，但他也不过就视自己是那样的一个战士而已。

并且，在很多时候，很多情况之下，他十分清醒地知道，自己却连那样的战士也不是的，只不过是这俗世间的一分子。

鲁迅自己曾在一篇文字中这样形容自己：

“（我）有一种自害的脾气，是有时不免呐喊几声，想给人们去添点热闹。譬如一匹疲牛罢，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废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张家要我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转磨，也可以的；赵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帖出广告道：敝店备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养牛乳。我虽然深知道自己是怎么瘦，又是公的，并没有乳，然而想到他们为张罗生意起见，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药，也就不说什么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还要自己觅草吃，要喘气的工夫；要专指我为某家的牛，将我关在他的牛牢内，也是不行的，我有时也许还要给别家挨几转磨。如果连肉都要出卖，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无须细说……”

鲁迅这一种自知之明，与尼采的病态的狂妄自大，截然相反。

鲁迅有很自谦的一面。

尼采则完全没有。

非但没有，尼采甚而认为自谦是被异化了的道德，奴性的道德。他那一种狂妄自大才是人性真和美的体现。

鲁迅是时常自省的。

尼采则认为自省之于人也是虚伪丑陋的。因为他拒绝自省，所以他才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精神完人。并且一再地声明自己的身体也是健康强壮的。所以他，只有他，才有资格这样写书：《我为什么这样智慧》《我为什么这样聪明》《我为什么会写出如此优越的书》，我的书是“一部给一切人看也无人能看的书”……

鲁迅是悲悯大众的。

尼采不但蔑视大众，并简直可以说是仇视大众。他叫他们为“贱氓”。

他说：“生命是一派快乐之源泉；但贱氓所饮的地方，一切泉水都中毒了。”

他说：“许多人避人避地即是要逃避了贱氓；他憎恨和他们分享泉水、火焰和果实。”

他说：“许多人走到了沙漠而与猛兽一同感到了干渴，只是不愿同污脏的赶骆驼的人坐在水槽的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