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不太愿意承认的超级大国意识（第9/14页）

再比如，商业服务态度不好，官商作风这个问题也颇带共同性。苏联的许多商店，柜台后面站着疲劳的、面孔呆板的服务员。耐心的顾客一次又一次招呼着服务员，然后服务员来了，冷冷地给你开一个票，你去出纳处交钱，再拿着出纳盖上了“收讫”图章的发货票前去取货。这种场面我们当然并不陌生。

还比如，我到一位苏联朋友家去做客，主人指着他居住的居民楼旁边的地面说：“今天铺设这种管道，把地面挖开，填上以后又要铺设另一种管道，挖了填，填了挖，这是常事。”

当然也有许多地方迥然不同。我这里不谈政治、外交、文化传统上的重大差异，只记一点细节。例如苏联的商业人员收小费我们不收、苏联的饭馆从建筑到装潢到陈设都比我们的好得多，而我们的民航国际航班上的食品饮料供应比苏联好得多。苏联许多产品实惠、坚固、老大憨粗，我们的则轻巧得多。这方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公用电话，莫斯科街头无人管理的公用电话主要是用金属而不是用化学合成材料做的，式样笨重，那电话常常使我联想起健身用的哑铃。

俄罗斯饭店的淋浴喷头大如向日葵花盘，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最大的喷头，冲起来倒也过瘾。

有一件事使我难忘，虽然我不能判断这件事是否具有典型性。那还是去年秋天，在北京，我们会见过一次苏联人。苏联客人每人拿着一支笔，一个笔记本，一字不漏地记录我们的发言。而我们的人谁也不记。

当然，我有时也不无苦味地想起，如果我们号召北京的青年登记结婚以后向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或者至少去行一个注目礼，这做得到吗？如果做不到，又是为什么？如果做得到，为什么不做？

让我们再比较一件不大不小的事。中国出版界的一个代表团去年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书展，团中有一位作家朱春雨同志。朱春雨回国后写了六篇记叙他的访苏印象的散文，散文很快发表了。如所周知，这些记叙充满了友好情谊与交流的愿望。一些苏联朋友对这些文章能这么快地发表、这么顺利地发表表示惊奇，甚至觉得不可理解。

也许这个不可理解本身有点不好理解吧？既然开始了接触与友好往来，不管还有多少障碍，人民之间、文人之间，总是应该有一点符合友好交流精神的报道吧。为什么在苏联友好地报道一下中国的情况，至今仍是那么难呢？

在塔什干电影节即将结束的时候，全苏与乌兹别克的电影领导机构负责人员与我们代表团会见。他们问：“你们能把你们在电影节期间的见闻报道给中国人民吗？”他们的样子似乎是在担心。

我爽快地回答：“当然能，那正是我的行当。我希望你们的报刊也能报道我们的活动。让我们来一个竞赛吧，看谁能写作和发表更多的文章，友好地、如实地报道对方。”

他们笑了，但是他们没有表示愿意和我竞赛。

无须讳言，在苏联的每一天，我都进行着对于种种生活细节的两相比较，一个是前面写到了的苏联与中国的比较，再一个则是苏联与美国的比较。

苏、美两国城市居民都对度周末抱着极大的劲头，一到周末，都纷纷往郊外跑。这大概是同属发达国家的一种表现吧。苏联有一些有地位、有钱的人在郊外是拥有别墅的。据说集体农庄的庄员还修了一些简易的房屋，类似中国的“窝棚”的，专门租给周末度假的城里人用。

两国都有很好的鲜花市场。在苏联，鲜花始终准许私人种植和出售。向朋友献鲜花，在苏联和美国同是一种美好的社会礼节。

都保护鸟类，正像在纽约有许多许多鸟与人们和睦相处、相互愉悦一样，在莫斯科、在红场、在巨大的百货公司，甚至在地下铁道里，你到处可以看见灰色的野鸽子。野鸽子都很肥胖，看样子营养充足，根本不怕人，也绝对没有任何人伤害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