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被恨之入骨的奸杀犯（第4/28页）

从我有记忆开始，我妈妈就是一个喜怒无常的人——前一秒还在起居室笑啊跳啊，后一秒就在厨房摔盘子——据我所知，这是典型的躁狂抑郁症表现。当然这一诊断从未得到官方认可，因为我母亲拒绝接受专业帮助。她掩耳盗铃般地过着自己的生活，仿佛如果她从没听到那些词语，真相就不存在。雪上加霜的是分量日益增多的廉价伏特加——一种减轻内在恐惧却增强外在疯狂的自我医疗形式——你可以想象得到我母亲是什么样子。

她并非一直如此乖戾。早些年，我母亲的情绪波动是有限度的，不打扰到邻居和儿童保护服务机构。我们甚至有过一些愉快的时光。我记得我们三个去自然科学博物馆、文艺复兴节和山谷游乐园。我记得我努力做两位数的乘法时，她辅导我做数学作业。我有时能看到我们之间的那堵墙在慢慢裂开，记得当时她跟我们一起笑，甚至喜爱我们。当我努力尝试时，我能记得在世界不与她为难时，一个慈爱而温和的母亲。

我的外祖父比尔去世的那天，一切都改变了。我们的三口之家笼罩在焦躁之中，似乎他的死切断了维系我母亲稳定情绪的拴绳。他去世后，她不再克制自己，任凭她的情绪随意飘荡。她哭得更多，叫喊更多，一旦这世界让她不知所措，她就猛烈抨击。她似乎决意去寻找她生活的黑暗面，拥抱它们如同那是某种新标准。

打人是她更改的第一个规则。那是渐渐开始的，但是最后每当她的情绪如茶壶般开始沸腾，她就会给我一个耳光。等我年纪大些，对那些耳光不那么敏感后，她调整了目标，改为打我的耳朵。我讨厌她这么做。有时她会使用木勺或者金属丝蝇拍的把手等工具来达到目的。我上七年级时，有一次我不得不错过摔跤比赛，因为换上摔跤服后，我大腿上的鞭痕显而易见，她强迫我待在家里。很多年来，她没有让杰里米卷入我们的斗争，只选择将她所有的沮丧发泄在我身上。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对他也失控起来，冲他吼叫诅咒。

然后，有一天她做得太过分了。

我十八岁，从高中毕业的那天，回到家发现我母亲醉得十分厉害，一脸怒容，用一只网球鞋敲打杰里米的头。我把她拽进她的卧室，把她扔在床上。她起身试图打我。我抓住她的手腕，猛地将她转过身，又把她扔回床上。她又尝试两次起来打我，每次都以趴在床垫上告终。最后一次尝试后，她停下来歇口气，后来昏倒了。第二天一早，她表现得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好像她不记得她的疯狂，好像我们的小家庭没有处在无可避免的崩溃边缘。我假装附和，但是我知道——我知道她已经到了有理由打杰里米的那一步。我还知道一旦我离开去上大学，事情会变得更糟。这些想法让我的胸口疼痛。正如我母亲酒醉昏迷后假装一切正常，我也将我的思绪埋在心底，掩盖起来。

不过那天晚上开车前往我的公寓的时候，生活还算不错。我们边开车，杰里米和我边听着双城队的比赛——至少我在听。杰里米听到了比赛，但是没法在很短的时间跟上。我跟他聊天，边开车边解释着比赛的情况，可他基本上没有回应。他做出反应，进入谈话时就仿佛刚从另一个房间进来。等我们开到35号州际公路，接近校园时，双城队把克利夫兰队打得落花流水，在第八局的下半场拿下四分，以六比四领先。每得一分我就大叫，杰里米模仿我大叫，因我的兴奋而笑。

我们到达后，我领着杰里米登上台阶来到我在二楼的公寓，手上拿着他的垃圾袋。我们迅速进入门内，打开电视刚好看到双城队扔出最后一球赢得比赛。我抬起手与杰里米击掌，但他缓缓地转了一个圈，看了看我狭小的公寓。厨房和起居室在同一个空间的两边；卧室只是比里面的那张单人床大一点，没有浴室，至少在这四面墙内没有。我看着杰里米审视着这间公寓，他的眼睛一遍又一遍地扫视同一个地方，似乎再看一眼就会看到一个隐藏的浴室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