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4/8页）

“大约是我被放出去的六个月前，”他接着说，“我们被移到了其他的病房，那个实验病房关掉了。他们更换了对我的疗法，我开始感觉好一些了。没有噩梦或者头痛了，但是我有时候仍然会一觉醒来忘记自己是谁。我的神经反应就像蜗牛爬一样慢，但是我努力掩盖这一点，把正常的一面给人看，显示我自己没有疯。他们怎么能这样对我！啊？是的，我不是个好小伙，但是我没有杀死任何人，而且如果那个人没有骗我钱，我也不会揍他。现在他们把我当成个畜生，没有人真正鸟我。”

当他的案子又一次被复审时，斯波尔发现韦德不在专家席里面了。他“释放并接受法律监督”的要求得到了通过。几周之后，他离开了医院。

那是1987年10月。当他走出医院的时候，甚至不知道该住在哪儿。他被拘之前租住的是一间破屋子，房东把他所有的东西都卖了用来抵房租。他的同道都不想认他，因为怕和他一起会招致警察的注意。只有一个人，一个他入院前就认识的华裔美国人可怜他，供了他几天食宿。

几周之后，他在普林斯顿车站附近的一个酒吧里找到了一个洗碗工的活儿。酒吧老板是一个善良的人，允许他睡在储藏室里。他立即开始追踪同样住在西温莎的韦德。他已经决定搬到别处，开始新的生活，但是在这之前他要找教授复仇。他肯定，韦德、丹恩，或者还有别的同伙，一起策划了一个阴谋，为某种秘密实验提供对象，而他就掉入了他们的陷阱。他要他们付出代价，但是因为丹恩已经不知去向，账就要由韦德来付。

他找到了韦德的住址，发现他是一个人住在一所与世隔绝的别墅里。开始他只是打算在夜色的掩护下到街上揍他一顿，但是自从他找到了教授的住所，他就觉得那里是展开攻击的最好地方。他没想杀了教授，只想结结实实痛打他一顿，斯波尔又强调了一遍。所以他从几个小孩那里拿了一根棒球棒，缠上旧毛巾，以便能打得轻一点儿。他把球棒藏在了教授家附近的那个湖边。

他说当时他已经和一个吧台招待交了朋友，那是一个从密苏里州来的男人，叫克里斯·斯莱德。斯莱德打算离开新泽西，他在圣路易斯的一个宿营公园[1] 里找到了工作，并且建议斯波尔和他一起去。他想在冬季假期结束后就走，所以这让事情的进程被迫加快了。

一连几个夜晚，斯波尔都在韦德的别墅盯梢。酒吧10点钟打烊，所以10点半他就跑到韦德家的花园里躲着，监视整栋房子。他注意到有两个人经常来——首先是一个年轻的男孩，看起来像是学生；然后就是一个人高马大、络腮胡子的男人，可能是个修理工什么的。但是他们都不会过夜。

“12月21日，我从酒吧辞了职，告诉老板我要去西海岸。他把工钱给我结了，还给了我两包烟。我不想在这一带被人看见，所以去了阿森平克溪，在一间小木屋里等到了天黑，然后前往教授的别墅。我想我到那里时大概是晚上9点，但是教授不是一个人待着，他和那个年轻人一起在客厅里喝酒。”

我问斯波尔还记不记得那个年轻人的长相，他说他描述不上来，只记得他和其他所有靠爸妈养活的年轻人长得一样，都是一副被惯坏的样子。大概案发前三天，当斯波尔在韦德家附近盯梢的时候，那个年轻人几乎透过窗户看见他了：他径直看着斯波尔，他没来得及躲藏。不过幸运的是，雪下得很大，他可能以为自己看错了。

“我敢肯定他就是那个叫理查德·弗林的人，”我说，“你确定没有一个年轻女人和他们在一起？”

“确定，只有他们两个。我说了，我到那里时大概是晚上9点，那个年轻人到11点左右才离开，然后教授就一个人在家了。我又等了大概10分钟，以确认那个年轻人已经走了。我本想去按门铃，然后等韦德开门的时候照他脸上来一拳，但是他自己让事情更好办了——他把窗户打开了，看了看后院，然后上楼去了。所以我偷偷溜进屋子，躲在过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