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5/6页）

但过了一会儿，她还是补了一句：“对不起，这件事让你烦扰了，理查德。在这种情况下，我能理解你的想法。”

“我刚刚知道你有一套他家的钥匙，挺吃惊的。这是韦德告诉我的。”

“这个啊，就算你不问我我也打算告诉你，不是什么秘密。他一个人住，没有伴儿，每周五有一个女人去他家打扫。他还有一个邻居，是他之前的病人，韦德需要干杂活的时候就叫他去。他也给了我一套钥匙，以防万一。相信我，我只用过一次。他不在家的时候我从没有去过。”

在暗室的熹微里，我几乎看不到她的脸。劳拉究竟是谁？几周之前我才遇到的劳拉·贝恩斯，关于她，我终究还是一无所知。但有一个问题我能确定：这个女孩正被我深爱着，是我真正重要的一切。

***

那天晚上，我们答应对方不再提起这件事——我那时如此年轻，可以许下不可能遵守的诺言。接着劳拉对我讲了韦德做的一些实验，甚至她也不知道事情的全部。

教授和政府的接触大约始于7年前，一次他被召为一件谋杀案的专家证人。被告的律师提出申请，希望法庭准许被告以精神疾病为由不出庭。劳拉解释说，这种状况下，一般需要召集三位专家组成小组，针对被告的精神状况进行评估，然后法官才能决定被告可否不出席。如果专家证实，被告的精神疾病确实严重到让他无法理解他所面临的指控，那么他需要被送进隶属司法机构的精神病医院。一段时间后，律师可以申请将病人转入普通的精神治疗医院。而如果法院判决对病人更有利的话，他甚至可能得到释放。

韦德那时在康奈尔大学教课，他认为那个叫约翰·提布隆的人——被指控谋杀邻居的48岁嫌疑犯，其实在装病。而另两位专家则相信他确实精神不正常，患有严重的妄想型精神分裂症，而且他自称丧失记忆的事是真的。

最后，韦德被证明是对的。探案员发现了提布隆一直在写的一本日记，上面详细记录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受害人可不止他邻居一个。此外，他还收集记录了各种精神失常的症状，好表演出来逃避起诉。也就是说，他想确保一旦被捕，他能有足够好的演技让专家相信他精神不正常。

自那桩案子以后，韦德便经常被叫去做顾问，与此同时，他自己对研究记忆与分析被压抑的记忆也越发感兴趣。自从一位精神病医生出版了《米歇尔的记忆》[3] ，韦德关于被压抑记忆的研究就越发投入了，据说这本书的作者幼时曾是邪教仪典摧残的受害者。韦德探索了数百个这样的案例，在比较深入的研究中还使用了催眠。他曾经走访监狱和精神病院，和极其危险的罪犯谈话，考察了无数宗健忘症病例。

最终，他得出结论：特定的压制记忆的症状，尤其在个体遭受非常严重的精神创伤的情况下时有发生，这是精神的某种自我免疫机制介入的结果。个体通常将创伤记忆从意识中一笔勾销，或者将它改造得不那么让人无法忍受——这种防御机制与白细胞将入侵的病原体消灭或减毒方式相同。所以，我们的大脑天生配有一个废纸篓。

如果这一过程是自主发生的，那么它是否能被解码，并由治疗者触发并操控呢？这种机制的自主触发往往会造成不可逆的精神损伤，因此正面的记忆会连同创伤记忆一起被删除。一位病人试图回避一个创伤的努力，可能会造成另一个新的创伤，有时甚至会比之前的那一个更加严重。这就好像为了治一个伤疤，把整条胳膊都砍下来。

韦德搬到普林斯顿后，也没有中断他的研究。

在普林斯顿，某个机构的代表找到了他（在他和劳拉的一次密谈中，他把这件事告诉了她），想让韦德指导该机构开展一个项目。劳拉知道的事情就到此为止了，但是她猜测这个项目与删除或“整理”老兵和特工的创伤记忆有关。韦德不愿谈及此事。项目进展得并不顺利，韦德与“他们”的关系也日渐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