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和文学之间（第8/12页）

贝瑞逊在这里不只对象征做出了准确的解释，还指出了文学的宽广性。简单地说，当你把老人写成某种象征，把大海写成某种象征，把鲨鱼写成某种象征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你的描写局限了，甚至老人不像老人，大海不像大海，鲨鱼不像鲨鱼。把老人写成活生生的老人，把大海写成活生生的大海，把鲨鱼写成活生生的鲨鱼，就会无处不洋溢着象征。

这就是文学作品的开放性，同样一部作品，不同的读者会读出不同的感受，即使是同一个读者，不同时期的阅读也会产生不同的感受。前提是这应该是一部优秀的作品，优秀的作品都是开放的，无论它的形式是现实的还是超现实的，是荒诞的还是写实的，或者其他种种我们已知的和未知的形式。

我这么说并不是反对批评家对作家作品分析时使用象征的方式，相反我十分赞成，我只是反对那种把理论当成篮子，把作品一个个放进去不加分类的简单做法。我觉得批评家可以用任何方式评论一部作品，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即使透过作品的某些段落来阐述作家写作这篇作品时刚刚被一个女人扇过耳光也可以，至于这个耳光是非礼对方得来的还是欠钱没还得来的，这个最好还是私下讨论。我的意思是作家不会不食人间烟火，作品也不是海市蜃楼，来自现实生活的因素会一个个隐藏在虚构作品之中，厉害的批评家会像现在的纪检干部揪出腐败分子一样把它们一个个揪出来。

唐小兵在复旦课堂上的文本漫游里有一个段落提到小说里的卡车，他说：“因为卡车是他的小说里出现频率非常高的一个意象，它把故事里的人物串联起来，空间组织起来。余华就说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但他很快就补充说，对他们这一代人来讲，卡车喷出的尾气其实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不像现在满大街跑的小车喷出的废气，给人的感觉都和污染联系在一起。卡车带给农村少年的体验是非常有意思的，几乎就是现代的气味。”

我想起来了，那是二〇〇三年十一月在芝加哥大学与唐小兵和他的学生座谈时，唐小兵说到了卡车的意象，我确实先是愣了一下，然后说起我小时候的经历，我经常和同学跑到海边的公路旁，等待一辆卡车经过。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卡车很少见到，有时候等上半天也没有见到一辆，终于看到一辆卡车驶来，我们会奔跑迎上去，跟着卡车奔跑，大口吸着卡车的尾气。那时候我们觉得尾气有一种令人向往的香味，工业之香。

我在写作《十八岁出门远行》时一点也没有想起这个少年往事，此后也没想起，直到在芝加哥大学时才想起来，然后又忘了，再次想起来就是现在读到唐小兵二〇〇七年的文本漫游。我承认唐小兵的解读，少年时期的这个经历在无意识里进入了《十八岁出门远行》。

接下去我应该造访语文了。很抱歉，我滔滔不绝说了那么多篇幅的文学，才意识到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语文是进入文学的第一扇门，现在我要说说跨过这个门槛后看到了什么。

从我读到的几篇语文老师的教案、教学设计和课堂实录里，我感到我们的语文教学里有一个积极的现象，就是鼓励学生仔细去阅读一部文学作品，这是很重要的。我对中学的语文教育不了解，我自己上中学是在“文革”时期，现在的中学语文教育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但是我对大学的文学教育还是略知一二，有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大学里不少教授热衷于一上来就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塞给学生，让学生沿着教授的思维去分析一部文学作品。起初我以为只有中国的大学是这样，后来发现欧美的大学也是这样。我觉得好的文学教育应该先是阅读，然后才是分析。如果你对刚刚完成的阅读很有兴趣，那么你在分析这部作品时也会很有兴趣；如果阅读时没有兴趣，再来分析时会有兴趣吗？这就好比是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互有好感之后的约会，如果两个人互相讨厌的话，当然也可以约会，但这肯定是被逼迫的，可以想象这样的约会有多么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