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的钟摆（第2/3页）

值得一提的是卡夫卡的喜剧天才。在《诉讼》中，当K不厌其烦地向他钟情的比尔斯纳小姐表演被捕的过程，并借机抱着对方疯狂地亲吻的时候（他脑子里充满色情的幻想，试图叫出她的奶名），读者会和比尔斯纳小姐一样感到莫名其妙。我们不一定笑出声来，但能够理解卡夫卡的幽默。

类似的例子在卡夫卡的《诉讼》中并不少见。在K看来是如此庄严肃穆的法庭竟然设在一座出租公寓的顶楼上，而审讯室的位置恰好是一对夫妇的卧室。丈夫兼做法院的听差。遇到开庭的日子，这对夫妇就要将屋子腾出来；如在平时，法院的办案人员与这对夫妇居然也能杂处一室：

在半夜里，准是深更半夜了，我（女主人）一觉醒来，预审法官正站在我们的床边，用手遮着那盏灯，免得灯光照在我丈夫身上，这真是多余的谨慎，我丈夫睡得那样死，灯光根本不可能照醒他。我却吓得要叫起来，可是，预审法官非常亲切，提醒我要小心谨慎，悄悄地跟我说，他一直工作到现在，他是来还灯的，还说，他将永远不会忘记我睡觉的模样。

这很容易使我们想起《城堡》中K与弗丽达兼做婚房的那间教室。事实上，无论是婚房，还是教室，作为人物活动的场景本身都会在刹那间突然改变自身的性质，而人物事先并不知道，这其中包含着这样一个暗喻：卡夫卡笔下的人物可以随时互相改变角色和身份——就像《诉讼》中的K，一夜之间从银行襄理变成了一个罪犯，最后被滑稽地处死；而场景本身亦是可以互换的，卧室变成法庭，婚房变成教室，采石场可以变成刑场，而所有的场景最终都将变成一个小小的戏剧舞台，人物就像是从一场噩梦中醒来，睡眼惺忪，几乎无法真正看清他所处的位置。

在《诉讼》中，那个自称能够帮助K疏通法官的画家，他的画室最终被证明是法庭的办公室，而画家的床顶着通向法院的门，法官们进入他的画室办公，得从画家的床上爬过去。正如卡夫卡在《诉讼》中反复向读者所暗示的，一切都属于法院，一切都是阴谋，法院的存在早已超越了个人的理解力，任何的场景都是虚幻的，都是舞台大幕遮掩之下的一个阴暗的局部。就连K最后被处死的情景亦像一个滑稽戏的表演。两名刽子手一左一右地挟持着他，走向一个露天的采石场。那两个人紧紧地贴着他，“K夹在他们两个人中间，直挺挺地走着；现在，他们这三个人结成一体，如果有人把他们中的一人撞倒，那么三个人都要倒下”。K甚至在临死之前，还是想着那两个押他的人在演戏。

这里涉及了卡夫卡叙事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作为作家的卡夫卡与他笔下的人物K关系到底如何？尽管《诉讼》、《城堡》中的K可以理解为卡夫卡名字的一个缩写字母，而《美国》中的卡尔的名字也是以K开头的，尽管卡夫卡把自身的遭遇演化为一个多少有点抽象的寓言，但是我们还是不应在卡夫卡与K之间画上等号，正如我们不应把西西弗斯或莫尔索等同于加缪。卡夫卡的遭遇和命运的性质都可以在K这个人物身上得到充分的证明，但至少在一点上，卡夫卡与K形成了重要而微妙的区别。我认为，这种区别就是卡夫卡所处的位置要比K优越一些。这一区别在我看来，就是卡夫卡式的喜剧和幽默的源泉。

在卡夫卡看来，人由于他们受到的局限而无法看清他们面对的存在的“真相”，无法看到事物的全貌，这就使他“退化”到了动物的基本处境。卡夫卡小说中的动物形象是令人难忘的，无论是面对猫和捕鼠器的耗子，还是地洞中那个可怜的动物，它们实际上与法院和城堡门前无助的K处境是完全相同的。正如那些在遥远的中国建造万里长城的工匠，他们既无法理解这一宏伟工程的意义，也无法看到它的全貌，他们所能看到的只是一些砖石。而在某种程度上，人与动物的身份也是可以互换的，比如葛里高利一夜之间就从人变成了一只甲虫。这一情境使我们可以联想到庄子“朝菌不知晦朔”的那个著名的比喻。因此，从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再回过头看看《诉讼》中的那个急性子的K，他竟然把一切都看得那么简单，把开脱自己的罪行看得如此轻松，并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到处奔走，而他的命运实际上早已注定。与“万里长城”宏伟蓝图相比，几块砖石可以拼出怎样一幅图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