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美国热潮（第17/17页）

乔治·坎特林沉浸在失去妻子的痛苦中，他“退休”了。他在巴黎的公寓里创作，并照顾孩子——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年龄从3岁到10岁。他写道：“我继续画画，把时间花在了画架和孩子身上……下定决心把余生献给艺术……”

坎特林的印第安展览从卢浮宫搬到了好消息大街的美术馆，到6月份结束。坎特林不断创作，画了一幅又一幅的印第安肖像。在离开巴黎之前，他创作了50多幅画，主要是出于经济需要。如果说他的主题有所变化的话，那就是画了一些巴黎的景色，或考虑过画一幅卢浮宫，但没见动静。

1846年夏天，悲剧又一次发生了，坎特林的四个孩子都得了伤寒。“我主要的工作转到了他们的床边，他们都在疾病的袭击下精神不振。”三个小女孩活了下来，但是他最小的儿子乔治没逃过这场劫难。坎特林依然在巴黎待了将近一年时间，没有停止工作。

一直坚持不懈的塞缪尔·摩尔斯，现在被称为“电讯人”，于1845年秋天又一次来到巴黎，仍希望能申请到法国的专利。不过，他又一次失望了。他的朋友和热切的支持者多米尼克·阿喇戈把他引荐给了下议院。展示了电报之后，他得到了热烈的反响。不过就像他所说的，他带着荣誉离开，其他的什么都没有。

直到第二年，也就是1846年，乔治·希利才回到巴黎。不到半年，他又踏上了回到美国的旅途。这次他想多待一些时候，带了妻子路易莎，把孩子们留给路易莎的母亲照看，这次他们又添了个女儿玛丽。他这次的任务是收集素材，准备趁丹尼尔·韦伯斯特事业的高峰期给他画像。他于1830年发表了著名的回应参议员罗伯特·Y.海纳的演讲。等希利返回巴黎时，他那慷慨的雇主——法国国王——已经离开了，前途未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