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有趣的自述（第7/9页）

我“成功”了吗？我不知道。我只希望离开乱纷纷的北京城，离开那些真真假假的恭维。我愿意回到安谧的农村去，回到给了我那么多生活乳汁的农民中去。我在那里见了很多老朋友，他们已经从基层干部成长为县委的领导干部。这使我有机会结识了很多县委书记，同他们一起开会，一起下乡，一起去大寨参观。略知他们的苦衷和在夹缝中为民谋利的种种斗争艺术。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光明与黑暗》和中篇小说《赞歌》等，就是在那一段生活的基础上写成的。当然，我也接触了很多农民，经常驱车在吕梁山积雪的山谷中。中篇小说《白雪》中所描写的山区，就是我那时生活的环境。我很喜欢那里的恬静。置身在那遥远的天际，忘却了很多尘世的烦恼。

然而，吕梁山也不是世外桃源。天安门广场的诗词和血迹，震动了全国，在这深山僻谷中也引起种种不安。我回到北京，在北京经历了唐山地震的惊骇。我一个在安徽合肥教书的妹妹邀我去避震。我带着两个孩子来到安徽。因为我是“北京来的作家”，颇受照顾。我结识了很多当年新四军时代的地方干部，也结识了很多“火箭干部”和“小辫书记”。对一个以描写人生，时代为己任的作者来说，在中国，造反派的发迹史，同老干部的斗争史，都是值得一听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接着写《光明与黑暗》。按最初的设计，这是一部共分九卷的长篇小说，它描写一九七五年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一个县委内部各种力量的斗争。其中就有各种类型的老干部，也有造反起家的“革命领导干部”。我闭门不出，昼夜执笔，想以这部新作去迎接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文艺春天。谁知出版《万年青》的事又被翻了出来。

十

首先是查那封信，查那封信是通过什么“线”送上的。我丈夫在《人民日报》工作，便怀疑我的信是通过他经当时把持《人民日报》领导权的鲁瑛送上去的。其实，他们猜错了。正因为我丈夫在《人民日报》工作，当时，“四人帮”正在《人民日报》发动一场斗争：“批判以胡绩伟、王若水为代表的‘一股邪气、一股力量’”。我丈夫不幸也被视为“邪气”。我躲还躲不及，怎敢沾边？说来有趣，不知凭第几感觉的小心，那寄挂号信的小条竟被留了下来。这时，拿了出来，双手奉上，并“供出”中央办公厅那两位同志姓名，请组织上详查。

其次，因为我去了一趟安徽，结识一些“火箭干部”和“小辫书记”，便让我写“交代材料”。（必须说明，人家说不是交代材料，只是为我好，什么事总是说清楚好些。）所幸我那时笔头勤快，每天都记日记，便把几月几日上午在哪儿，见到谁，谈了些什么；下午又到哪儿，见到谁，谈了些什么，一一交代得十分明白，写了一万多字的材料。后来，听安徽的朋友说，曾有人沿着我当年“走过的路”先后走了两遭，详细探查。结果大概未曾发现有什么阴谋活动，也就没有再来找我了。至于那“交代材料”和“外调材料”是否销毁或者还保存在什么地方，我就不得而知了。多少年以后，倘若我的作品还有读者，倘若还有人有兴趣研究我和我的作品，说不定会从什么地方找出这些“珍贵史料”，也未可知。

此外，还有人说，《万年青》里一个支部书记名叫江春旺，一个生产队长名叫邓万举，这部小说是吹捧江青、攻击邓小平同志的。这真叫我欲哭无泪，欲笑不能了。我写的是一个村子的事情。中国农村很多是两大姓或几大姓。我写的这个村子里，江、邓两大姓。姓江的有好人也有坏人，姓邓的有好人也有坏人。怎么能这样地“联想”呢？万幸的是，江春旺是男性，邓万举也不是“走资派”，要不然，我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