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谷仓（第8/9页）

茶园现在归印度人所有，但没有任何变化。印度人的种姓态度非常适合农场生活，非常适合排外主义倾向的农场主俱乐部；而印度茶农，原住民中的俱乐部成员，已经接受了他们英国前辈的着装风格：衬衫，短裤和袜子，这几乎是一种种姓标志而不再是刻意模仿了。种茶工依然目不识丁、酗酒、潦倒，是一群缺乏组织的部落居民，没有传统，到今天甚至（就像西印度群岛的一些地方）连语言也没有了，他们始终是这片土地上的陌生人，不是住在兴起的村庄里，而是住在农场路边的简陋窝棚里（这点也和西印度群岛的老种植园一样）。

不是所有人都有工作。许多人只是偶然受雇，但这种当临时劳工的可能性已经足以让人们围聚在茶园里了。天亮时分，受雇者背着像在身上长出软壳的背篓，穿行于整齐的茶丛中，走在高高的雨林树（西印度群岛的树，这里进口来给茶树遮阴）的影子下，像某种受保护的动物，辛勤而又胆小，一阵急雨或工厂的哨声就能让他们匆忙逃窜，但总会回来张望。他们在一望无际的茶丛中采摘着，每次揪下一芽两叶，只有它们才能被发酵烘干并制成茶叶。茶叶是印度最重要的出口产品之一，是一项固定收入，可能有人会由此认为茶工是最有保障的农村劳工。而实际上，他们可算是最穷困潦倒、最麻木无知的人，尽管业主说他们现在对受到虐待怀恨在心。

不过革命在纳萨尔巴里发生，并不是因为茶工们境遇悲惨。茶工实际上是被甩在一边的。纳萨尔巴里区被读了革命手册的人选中是因为它的地势：位于偏远地带，留存下来的森林地带又可以提供掩护。运动从这里开始，但很快转移了，并没有触及纳萨尔巴里真正的痛处，现在更是了无痕迹。

运动现已平息。但官方或个人的报复却仍在继续。印度报纸上仍时常会登出捕杀“纳萨尔主义者”的新闻。不过社会调查是不属于印度传统的，新闻在印度总被看作优雅的记录员，即使在“紧急状态”及新闻审查之前，印度报纸也很少去调查它当作新闻刊发的讲话、公告或纯粹的官方新闻。而且在如今的印度报纸中，“纳萨尔”这个词可以指代任何事情。

共产党人，或者与运动有关的共产主义组织，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解释事件，他们有自己的词汇。他们偶尔会发布“农民领袖”被“处决”的报道。纳萨尔运动策略荒谬，是一次毛式革命的尝试。但这算是一次“农民”运动吗？革命是否成功地将复杂的理论传授给了那些几百年来习惯于尊崇主人、接受“业”之观念的人？或者是否鼓吹了更简单的东西？人有必要奋起行动。那么革命是否—就像一位共产党人记者告诉我的，印度革命应该—仅仅灌输仇敌观念？

马拉地语剧作家维贾·腾杜尔卡有种理论，和大多数印度人一样，他对纳萨尔运动的土改动机持同情态度，并以同样的态度探究此事。腾杜尔卡的理论是，在孟加拉邦发轫的纳萨尔主义已经混同于迦梨崇拜——迦梨，“黑色者”，本是原住民的漆黑女神，在印度教中得以保留，象征着女性的毁灭力量，她挂着人头骨项链，舌尖永远滴着鲜血，不停地接受祭祀却从不满足。据腾杜尔卡说，许多发生在孟加拉邦的杀戮行为都有仪式性的特点。毛氏主义只不过被用来解释这种祭祀。特定的人（不一定是有钱有权之人）会被视为“阶级敌人”。新加入者则以目击杀死阶级敌人、手蘸其鲜血的方式与迦梨、与纳萨尔主义结合在一起。

在早期，运动还只局限于偏远地区，显得很具革命性和戏剧性，加尔各答的报纸披露了令人震惊的杀戮细节，腾杜尔卡就是从这些重复的记述中察觉出宗教谋杀的固定形式的。不过随着运动逼近城市，报纸感到害怕，收回了对此的兴趣。这是一项任意谋杀的行径，现在参与者大多是少年，运动来到加尔各答，成为这个残酷城市的暴力的一部分，然后便消退了。善的动因在孟加拉邦总还是有的，但它在很久之前就在迦梨崇拜中丧失了。参与者渐渐绝望，生活之善被破坏了，旧印度又一次将人逼入野蛮主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