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的经典（第5/8页）

就自我本身而言，它的处境是悲哀的，可谓令人担忧。它是本我的一小块警觉的、杰出的、文明的部分——犹如欧洲是大亚洲的一小块充满活力的部分。

尽管佩佩尔科恩不是个艺术家，但他至少在外形上是以格哈特·霍普特曼[9]为原型的，这在后来变得有些尴尬，可能因此限制了曼对这个人物的塑造。他本应该是个鲜活的生命存在，但事实上，他只是一个生命存在的观念。

或许值得注意的是汉斯·卡斯托普的求知欲——他从孩提时代就有的对“执政”（统治、支配）的思考——与托马斯·曼所欣赏的歌德和托尔斯泰的本能的动物性快乐也有关系。（可以充分证明小说狡猾地暗示了手淫，出色的肉体的利己主义追求。）在这些时候，卡斯托普比他周围的那些疯狂的人们都聪明，更健康。

托马斯·曼把自己视为德国艺术家群体的一员——这个群体包括歌德、尼采和瓦格纳。作为教育小说的《魔山》让人联想到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小说的主人公从学习戏剧艺术到医学研究逐步成长。《魔山》中那些最热情奔放、激动人心的部分是那些描写汉斯·卡斯托普追求解剖生理学、生理学知识，了解身体细胞构成、骨骼、神经形式的章节。这里，我们重又涉及这部小说最初的意图：对死亡观念的同情。歌德研究解剖学——曼在文中描述了歌德“在利多[10]发现了一个破损的绵羊头盖骨，并从形态学角度研究这个头盖骨上的所有骨头从脊椎开始的发展情况。这对研究动物身体的变形有十分重要的启发”。（如果歌德不是一位解剖学家、形态学家的话，也许乔治·艾略特[11]就不可能设计出《米德尔马契》这部小说的主题和环环相扣的形式。）曼将歌德对生命的朴素认同与托尔斯泰对死亡的浓厚兴趣相对照。

托尔斯泰质疑死亡的诗学天赋与歌德在自然科学领域的直觉力相配，而对有机物的认同则是二者的根本原因。死亡是一种十分感性的，非常物质化的事情，很难说托尔斯泰对死亡那么痴迷是因为他对身体如此的痴迷和好色的兴趣，他对作为肉体生命的自然或者相反的兴趣。不管怎么说，在他对死亡的痴迷中，爱也开始起作用……

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阅读那个美妙的章节“钻研”的途径。汉斯·卡斯托普在大山里，看着生命最原初的组织与死亡——有机物产生于无机物的方式，死亡和腐朽与生命、生殖、能量的交织。在传统小说中，费力地将所有这些信息分析转变成对克拉芙迪娅·舒舍的性爱幻想会显得有些可笑。但是，如果我们仅仅从这个角度来阅读这一章节，显然小瞧了它的价值。卡斯托普是受过教育的人。他对克拉芙迪娅的想象是复杂的。他随身带着的不是她的照片，而是她的骨骼和内部器官的X光透视图。

也可以将这部上千页的杰作当成一部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小说，尽管这么不加分别地阅读可能有产生困惑与失望的风险。其叙述的语调是平淡而又有些诙谐的，是个讲故事的人的语气，使读者与小说人物之间产生距离感。叙述者在向文明的读者展示对一群动物的好奇心。小说读者们期待某种情感的满足：爱与爱好，戏剧与张力，对人物动机和驱动力的洞察。初读这个故事，会觉得小说在这些方面是有欠缺的。最具力量的情感显然是汉斯·卡斯托普对舒舍夫人日渐增长的肉欲痴迷，这不是爱，而是在寄宿学校以及其他封闭的社区滋生的被压抑的欲望。卡斯托普将其与他早年对普希毕斯拉夫·希培的压抑激情联系起来，因而也就同对死神之爱联系起来，因为希培（Hippe）一词意味着大镰刀[12]。克拉芙迪娅·舒舍代表着肉欲的存在或缺席，而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物。卡斯托普对她的那番肉欲的表白源于他的解剖学研究，而沃尔特·惠特曼[13]的《我歌唱带电的肉体》则是五朔节狂欢之夜的怪异图案的一部分，奇异的甚至是滑稽可笑的。是的，他成长了，但却不是寻找“关联”的读者们满意的成长。甚至连塞特姆布里尼和纳夫塔都谈不上是人物，因为他们太过充分地体现了欧洲类型的功能：南方无政府主义者，北方日耳曼—犹太神秘主义者，他们的服饰和所有物都精确设计以突出各自所代表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