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第22/108页）

这个人物登上舞台是作为克拉芙迪娅·舒舍夫人的旅伴，也即作为一个巨大的干扰，当然本身就成了问题；不过汉斯·卡斯托普在作出评价时，并未因此头脑迷糊。我们重申一下，当他诚实地尊敬，甚至是勇敢地同情一个有品位的人时，他的确是不迷糊，——何况仅仅因为这人与那个在狂欢之夜曾经借给他一支铅笔的女人，把旅费放在了一起开销。这不合他的脾气，——在此我们完全应该估计到，在咱们的圈子里会有这位先生那位女士反感他的“无动于衷”，而宁愿见到他恨佩佩尔科恩，避免与此人接触，在心眼儿里称他为一头老蠢驴，一个连话都讲不清楚的老酒鬼，而不是在他发疟疾的时候去探望他，坐在他病床边和他聊天——“聊天”一词当然只适于形容卡斯托普对谈话的参与，大模大样的佩佩尔科恩则根本说不上，并在一个旅行者的求知欲望驱使下，来接受他人格的熏陶感染。可他就这么干了，而眼下我们据实陈述，也就不在乎有人可能联想到斐迪南·魏萨尔，联想到他曾经可怜巴巴地替卡斯托普抱双排扣的大衣。这样的联想毫无意义，咱们的主人公并非魏萨尔。装可怜相乃至痛彻肺腑不是他的事。他因此成不了“英雄”[10]，也就是说：他跟男人的关系不以女人为转移。我们仍旧忠于既不美化也不丑化他的实事求是原则，肯定地指出他没有为众人所左右。他没有在浪漫传奇的影响下对同一性别的人失之公正，失去在爱情方面增加阅历、接受教训的愿望，并非因为他有清楚、自觉的认识，而完全是出自纯朴的天性。他这样做可能叫女士们不高兴。我们相信舒舍夫人心里就禁不住恼火；从她嘴里不经意吐出来的尖刻评语——这句那句的具体内容暂且不表，就可得出如此结论。可也许正是卡斯托普的这一个性，使他成为了教育者很适合的争夺对象。

皮特·佩佩尔科恩经常病得下不了床；因此在那晚上玩儿牌和喝香槟之后马上病倒了，就丝毫不奇怪。那漫长而紧张的吃喝欢聚，叫所有的参加者都感不适，汉斯·卡斯托普也不例外，他头痛得很厉害；可是尽管有这点麻烦，仍未能阻止他去探视昨晚的东道主。在二楼的走廊里遇见那个马来仆人，他立刻让他进去向佩佩尔科恩通报，他回来说主人表示欢迎他光临。

他跨进荷兰人住的有两张床的卧室，将它与舒舍夫人的卧室隔开来的是中间的一个客厅。与“山庄”的标准病房比较起来，卡斯托普发现其优越在于更加宽敞，装饰也更华丽。圈椅里配的是缎面软垫，桌子的腿儿都是弯曲的，脚下铺着厚软的地毯，床铺也不是医院那种通常睡过死人但却卫生洁净的标准床，而也堪称豪华：床架是抛过光的樱桃木做成，包裹着黄铜饰件，两张床共有着小小一方蓝天也就是一顶华盖，但旁边却没有帐幔。

佩佩尔科恩仰卧在其中一张床上，红缎羽绒被上面摆着书籍、报纸和信函；老先生正戴着撑得高高的骨质夹鼻眼镜，在那儿读《电讯报》。挨着摆放在灯柜上的药瓶药杯，在他身边的一张椅子上放着咖啡具和半瓶红葡萄酒，也就是昨晚那种自然冒泡泡的酒。令汉斯·卡斯托普略感意外的是他没穿白衬衫，而套着件袖口有扣子扣着的大圆领长袖毛衣，毛衣便紧紧贴在老先生宽宽的肩膀和结实的胸脯上，加之硕大的脑袋又枕得高高的，这身装束就显得有些超凡脱俗，使他看上去既有些像个普通劳动者，又有些像一尊永垂不朽的半身雕像。

“完完全全喽，年轻人，”他说，说时拈着骨质夹鼻眼睛高高的架子，把它取了下来。“请你完全……一点没事。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