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36/53页）

以他的生活方式和广泛的社会活动，汉斯·卡斯托普继续想，塞特姆布里尼律师不大可能成为一位伟大的法学家。可是，法律的基本准则从小到死都一直铭记在他心中，他的孙子要人相信。汉斯·卡斯托普呢，他虽然眼下头脑不大清醒，刚才那六道菜的午饭够他受的，却努力想理解塞特姆布里尼所谓这一准则是“自由与进步的源泉”是什么意思。至于进步嘛，他过去理解的就不外乎像十九世纪不断改进起重机械一类的事；而且他发现，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也并不轻视这类事情，还有他的祖父显然也一样。意大利人对两位听讲者的祖国表示敬意，一是因为它发明了将封建主义的盔甲轰得稀巴烂的火药，二是它发明了使民主传播其思想，也即传播民主思想成为可能的印刷术[11]。这就是说，他称赞德国，也相信应该公正地给自己的祖国以荣誉，但只是在谈到它的往昔的时候；因为其他民族尚处于迷信与奴役的蒙昧之中，他的祖国已经第一个举起了启蒙、教育和自由的旗帜。如果说，像他第一次与表兄弟俩在山上的长凳旁邂逅时所表明的，他对汉斯·卡斯托普的专业即技术与交通事业表现得很尊重的话，那么，看来并非因为他认为技术与交通事业本身具有强大的力量，而是考虑到了它们促进人类道德完善的作用——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乐于承认技术与交通事业有这样的作用。他说，技术渐渐地征服自然，通过扩大公路网和电信网建立各地之间的联系，战胜气候的差异，从而证明它是使各民族接近，增进他们的相互了解，协调他们的关系，消除他们的偏见，最终实现世界大同的可靠手段。人类将走出黑暗、恐惧和仇恨，将沿着光辉灿烂的大道向前、向上，向着友爱、光明、善良和幸福的最终目标前进。在这条大道上，科学技术就是最快捷的车辆，他说。如此激昂慷慨地讲着，他竟一下子将汉斯·卡斯托普迄今一贯认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范畴拉到了一起。科学技术与政治道德！他说。接着，他真的讲到了首先宣示平等与大同原则的基督教信仰的救世主；这种原则后来的传播得到印刷术大大的推动，最后伟大的法国革命又将它提高为了法律。不知是什么原因，这些话在年轻的汉斯·卡斯托普听起来真是莫名其妙，虽然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的用语非常简单明了。有一次，他继续讲，他祖父一生中就这么一次，那是在刚好进入壮年的时候：当时他打心眼儿里感到幸福，因为巴黎爆发了七月革命。他祖父大声地公开宣称，有朝一日，所有人都将把巴黎的那三天与上帝创造世界的六天相提并论。听到这儿，汉斯·卡斯托普忍不住拍了一下桌子，内心深处大为惊异。须知在一八三〇年夏天的那三天里，巴黎人只是制订了一部新宪法，上帝却在六天中分开陆地和海洋，创造了日月星辰以及花、树、鸟、鱼和一切生命，将两者相提并论在他看来实在太荒唐。过后，他单独与表兄约阿希姆谈起这事，仍认为它过于唐突，是的，简直是对上帝的亵渎。

然而，他是诚心诚意来接受人家的影响，理当高高兴兴地试着接受不同的看法，便控制住了按他的信仰和口味本当对塞特姆布里尼的言论表示的不满。他考虑，那种在他听来是亵渎上帝的说法，在当时可能被称作勇敢直言；那种他觉得唐突的行事，至少在彼时彼地可能被视为心灵高尚、激昂慷慨：例如，塞特姆布里尼祖父曾把街垒叫做“民众的王座”，曾宣称已到了“在人类的祭坛前使市民的枪矛成为圣物”的时刻什么什么的。

他为什么这么耐心地倾听塞特姆布里尼先生讲话，汉斯·卡斯托普虽然说不确切，但的确知道个中缘由。除了一位旅游者和客人那种逢场作戏的应付心理以外，还存在一点像是尽义务似的感觉。本来嘛，他对任何印象都可接受，对任何事情都不排斥，因为老想着自己不是明天就是后天便要重新振翅高飞，回到已经习惯的秩序中去。——也就是说良心上的某种要求，确切地讲是良心上的某种内疚，决定了他要耐心倾听意大利人发议论，要么是在餐厅里跷着二郎腿，抽着他的“玛利亚·曼齐尼”，要么是三个人从山下的英国人聚居区爬回“山庄”的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