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并没有进入多元化时代（第2/3页）

张莉：你喜欢使用“文革”语言和政治话语进入日常生活，既幽默又讽刺。作为一位对语言敏感的作家，你不是无意识地使用。

毕飞宇：我当然不会认为我是一个对语言没有敏感的人，但是，我还是要说，《玉米》和《平原》里的那些语言，我并没有在写作之前就把它们预备好，这是真的。我经常说，写作是一个系统，你只有进入了那个系统你才可以工作。在《玉米》和《平原》里，我大量地使用了“文革”语言和政治话语，为什么会这样？我告诉你——光线暗了，我们的瞳孔自然而然地就放大了。

张莉：“自然而然就放大了”正说明了你的“时刻准备着”吧，语言几乎是一个人的身份标志，是形式也是内容。

毕飞宇：语言是一个大问题，它的意义远远超越了语言本身。你注意到没有，许多对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人，撇开善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都是语言大师。医生们常说，健康是“吃”出来的，我想说，思想是“读”出来、“听”出来的。“读”和“听”和语言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语言不是精神，但语言和精神有配套的关系，“文革”语言和“文革”精神是配套的，维多利亚语言和维多利亚时代是配套的。二次大战之后，德国为了重塑德国，他们在语言上花了很大的力气。我们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做得很不够。

张莉：我们这个时代的语言有什么特点？

毕飞宇：我们这个时代有粗鄙化的倾向，这个粗鄙化在语言上的体现尤为充分。

张莉：“粗鄙化倾向”——这真是小说家的感受力，我觉得可以充分地谈谈。

毕飞宇：我们都在说，我们处在一个价值的多元化的时代，很好听，是吧？其实，我觉得不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多元”，本质上是我们什么都不相信，真是什么都不信。价值的基本价值就是信，它的使用价值也是信，不信是驴头，多元是马嘴，它们根本对不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只是进入了一个更加利己和可以利己的时代，而不是多元化时代。价值从一元走向多元，这个过程比我们想像的要艰难许多，没那么简单。

张莉：北岛曾经说：“我不相信”，不过，那不相信与现在的这个不相信不一样。

毕飞宇：不一样。北岛的时代是强迫人们“信”的时代，“大多数”其实是“被信”了，北岛说“我不相信”，那是惊天动地的。我们现在的“不信”是什么都不相信，为了安全，我们做得最多的事情是作践我们自己，把自己弄成地上的一堆狗屎，这多安全呢，永远也摔不着。——粗鄙恶化倾向就是这么来的：我是狗屎，你能拿我奈何？这有意思么？没有。

张莉：你有篇文章说，因为有了手机，我们已经出现了一种“新语言”。我也有同感。

毕飞宇：是的，我写过一篇这样的文章。虽然我本人没有手机，可是，我熟悉手机的语言，我不知道你如何看待那样的语言，那种暧昧的、半真半假的、进退自如的、油腔滑调的语言，大部分是调情的。——我的意思是说，即便是调情，这里头也应该有真实的东西，表明你喜欢一个人。

张莉：手机语言和网络语言非常相近，人面对面的时候是不会这样说话的，但有“凭借”就不同了，所谓调情，玩笑和戏仿的东西可能居多。

毕飞宇：我在写那篇文章的时候引用了两个人的话，一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他批判当年的俄罗斯用了一个狠刀刀的词，叫“粗鄙地享受”。我觉得“粗鄙地享受”很像我们的今天，我另外还引用了哈代的一个词，叫“很讲究的情绪”，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今天所缺乏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对“粗鄙地享受”做进一步的说明，我猜，与此相应的也许正是“蒙昧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