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1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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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漫长、动荡的学生生涯里，在不同的学校里，曾教过我的老师大概数以百计；他们中间有几位是名副其实的教育家，他们能够或者想要赋予我的情感以形式，究竟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我惶惑不安地在挂有无数教师肖像的大厅里挑选。其中有一位是我家的友人，我从很小就认识他，关注他，是他为我洒的洗礼圣水。他目睹过婴儿的我、青春期少年的我和后来反叛的年轻的我，他近距离地观察过我成长的环境；二十年里，他每隔一天就会来我家做客，对家里潜伏的矛盾和复杂情况了如指掌。他是一位善人，心灵纯净。二十年里，他每隔一天来家里一趟，总在晚上十点，踩着钟声进门，走进我父亲的书房，坐到一把威尼斯风格的扶手椅里；无论冬寒夏暑，他都喝热柠檬水，不抽烟，不喝酒，因为他深受神经官能症——大多是幻想出来的——和疾病的折磨；但是，即使在这样亲密的关系中，他也可以保持自己的矜持和淡漠，他身上总有一股彬彬有礼的距离感和陌生感，好像并不是到一个知根知底的家庭里做客，而是每隔一晚都出门参加沙龙“聚会”……

在我的老师中，职业教师并不多；但是学校的风气都很好。在这所“天主教”学校里，僧侣教师们教导我看重自由与正义。在教派问题上，他们显得耐心和宽容。我从来没有听他们咒骂过新教是“异教”；然而后来，我在大城市的“天主教”中学，不止一次感觉到这类矛盾。学校的风气是自由主义，是迪阿克[119]、厄特沃什[120]类的自由主义。绝大多数教师是神职人员，不过教我们体育的是一位从大城市来的老先生，他自己就把这门副科看成孩子们的“休息时间”和“游戏机会”，课怎么上，全根据我们的兴趣。现在流行的那种可恨、乏味的“校长范儿”，过去主要用于注重体育教育的英国学校，在我们小时候不但不流行，甚至受到鄙夷和蔑视，在我们学校，连体育课都影响不了。体育课对孩子们来说，意味着精神上的解放，文化课的精神紧张、折磨人的义务和危险感在身心完全放松的蹦跳中倏然消解。从学校“人文主义”精神的意义上看，我们故意忽视，甚至有些轻视身体锻炼本身。体育课期间，那位教体育的老教师始终待在充满汗味、胶鞋味的体操房后一间窄小、昏暗的教师办公室里，在细筛子上晾着切成细丝、味道浓重的烟草，他自己也智睿、淡泊、满足地坐在浓密的烟瘴里，放任我们根据自己的兴趣上体育课。我们有两位教师都是大城市人，体育老师和美术老师；美术老师出于对当地某位名画家的景仰，喜欢画骏马和“整装待发的骑兵”。像他们这样离开首都跑到小城市来帮忙的民间教师为数不多。美术老师是一位亲切善良的“波希米亚”，当然是根据世纪初的词义；他喜欢佩戴斑点图案的“拉瓦利埃尔领花”，不太搭理我们，我们也不搭理他。我们其他的所有科目，都由神职人员担负。

日复一日，我们每天都要学一个小时的拉丁语；法语选修，想学的人才学；德语课从五年级才开始上；英语我们根本不学。在拉丁语课上我是好学生，解读拉丁语课文让我体验到真正的美，让我感受到无与伦比的快乐；我领悟到语言结构中的明义、逻辑与言简意赅，每个词都准确出奇，不可能造成任何误解，辅句在句子里不显得多余，不像野猪肉那样肥赘；我理解并喜欢拉丁语。我实在不爱学匈牙利“文学”；我们分析阅读《托尔迪》[121]，由于语言基础还没学扎实，我无法听到诗句的乐声，感受不到词语的味道与滋味。历史课也显得空洞虚夸，不真实，刻意修饰，甚至说谎！令人费解的是何种复杂的体系竟把植物学、矿物学之类本该勾起人兴趣的科目教得那么令人生厌？是何种神奇的魔法能把简单、透明的几何学变成无法理解的抽象迷宫？为什么要把反映物理现象的定律说成记忆术般、人为操作的魔术表演？为什么在大多数的课上我们感到无聊？为什么我们感激那位一脸麻点、嗓音洪亮的数学教师？正因为他善于用平和、启发的语调，通俗易懂的词汇解释难度很大、看上去复杂的数学题，感觉是在讲一个笑话；他讲分数和正弦定理时，好像讲一位老熟人的奇闻逸事，就连脑子很笨的学生也会感到豁然开窍。有的时候，教师们像走马灯一样调换好几轮，才能碰到这样一位开天辟地的人物；假如这些另类者迟早被学校抓住私生活的小辫子扫地出门，或误入政治圈子，或“跳出”体制，或结婚成家，会有人觉得意外吗？……我们那位一脸麻点的数学教师也是这个结局，有一天，他脱下教袍，从这座城市搬走；后来还有两位年轻教师也这样走了，一位是才华横溢的文学课老师，他是个血气方刚、躁动不安、心高气傲的农村小伙儿，我们跟他相处得非常快活，可是后来，他为了一段昙花一现的爱情而丢下教职……在当时，这类“非常事件”会受到公众的严厉谴责；在战争期间，这样的“跳槽”发生得越来越频繁，年轻教师毅然决然地退出从小就培养、教育、供养他们的教会；当然，大城市的教育部门也会惩处这类“逃兵”，把他们调到外地，发配到市民学校。不过，这些稀罕、难得的“逃兵”作为教师留在了我的记忆里，让我时常想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