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17/19页）

她介绍我认识的第一位活跃于文坛的作家是鲍里尼·贝拉[104]。鲍里尼是一位出色的讽刺作家，当时他在主编一份名为《纸捻》的幽默杂志。我跟茹莉走在环路上，鲍里尼正在一家饭馆喝酒，坐在一株种在酒桶里的檫树后，他离开桌子绕过酒桶朝我们走来，跟茹莉表姑打招呼。我实在想象不出，这两个来自不同世界的人有什么好聊的，鲍里尼主编不大可能请道德观严肃的茹莉表姑给《纸捻》投稿……不管怎么说，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位作家，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他的秃顶、讥讽的眼神和牧师的面孔。“作家原来就长这样！”我心里暗想。有的时候，茹莉像履行义务似的带我去逛博物馆，不过，至少我们两个都很反感动物标本和古代匈牙利人使用的兵器，反感程度不亚于听配有投影插图的民俗讲座；经过几次无聊至极的尝试之后，我们星期天下午主要去甜点店或歌剧院。有一次，她带我去《佩斯新闻报》编辑部，穿过好几间空屋子，我拼命嗅闻硫酸纸和油墨的味道，骄傲地望着茹莉，望着这位令人钦佩的表姑；出入日报编辑部这样的文化重地，对她来说如履平地……她总是在写长篇小说，主题是“生活与幻想”元素的杂交。她还写过一部话剧，并将手稿寄到我在德国的住址，她虽然不说我也清楚，她希望我能把这部戏搬上德国舞台。但是，出于年轻人的马虎，我在搬家时将手稿遗失了。她从来没有追问过我，跟我的关系一如既往；我从别人嘴里听说，她写的话剧惨遭重创，以至于毁掉了她生活的希望。她翻译过许多书，挣了些小钱。后来，她的名字慢慢从报纸专栏里消失了。“我落伍了。”她自嘲地说。但是，她在家里继续偷偷地写了不少小说。

亲爱的茹莉啊！她永远是一位“贵妇人”，即便手头拮据，仍旧能活得光彩照人，仪态万方；命运对她不公平，她一个人度过了几十年的孤寡日子，但她从来不抱怨，从不给别人添麻烦；她始终是一位仗义的“豪侠”，七十六岁时都不会空着手去看望亲戚，总会分赠一些她所珍藏的小宝贝——一件精致的瓷器、一张老照片，或是一样小手工艺品——她总是给予，即使家里什么也没有，但她有一颗善良、纯洁的博爱之心。我偶尔问她，为什么不再找一位丈夫？她不好意思地微笑一下，然后高傲地扬起头，用难以效仿的语气说：“我更看重自己的独立性，你知道吗？亲爱的……”家族里的一大秘密就是：将近八十年，茹莉怎么能够靠文学创作和教法语生活（她在首都一家女子学校教“辅导课”）？她总是风度优雅，习惯穿套装，戴一顶阔檐礼帽，不管去哪儿都带着礼物。她拿什么买家里的茶叶？拿什么厚待亲戚和密友？……七十多岁了，她的头发仍乌黑发亮，总是有说有笑、风度翩翩、衣着时尚、精神抖擞地在家族聚会上亮相，许多时候，即使年轻人也不能像她一样真正“跟上时代的步伐”。她阅读法语书籍，总是在酝酿新的计划，构思新的作品。她七十七岁那年，有一次我无意中惹恼了她。我壮起胆子好奇地问，维也纳的大伯父、画家和她之间，谁的年龄最大？“总是男人的岁数大！”她说，并且眼睛冒火地朝周围瞥了一圈，心里真的生气了。七十七岁时，她仍跟四十年前一样过着“社交生活”，对女裁缝十分挑剔，跟二十多岁女郎争论时装问题，不辞辛苦地搭乘一个半小时有轨电车，就为了借一本法语书……茹莉就是这样一个人。七十七岁那年，她准备结伴去巴黎，因为她想再看一眼巴黎；但是后来，她由于害怕陌生，害怕变化的世界，担心失去残留不多的记忆，最终还是留在了家里。“我在巴黎的朋友大多数已经去世了！”她心事重重地说，“一切都成过去，一切都将结束……没办法，我落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