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第12/22页）

父亲用过早餐后，并不需要到远处去；最初只需到隔壁房间，后来办公区扩大了，占用了走廊尽头朝向庭院的三间屋子，他的大部分业务都在那里办理。我们一家人住在余下的五间屋内；我父亲在“沙龙”和饭厅之间单独布置了一个“谈话间”或“吸烟室”，屋里摆了几个书柜和新定做的家具。各种式样特别的家具从当地的家具厂运来，那些令登门造访的熟人赞叹不已的家具都相当“摩登”。“沙龙”是家里最多余的房间，一年也用不上几次，因为在当时，外地的市民阶层对在西欧盛行的“沙龙”式社交生活还很陌生；通常，客人们围坐在白餐桌旁，他们在饭厅里吃罢晚饭，有时一直坐到天光破晓。即便如此，“沙龙”还是布置得格外精心。成套的桃花心木家具上镶嵌着珍珠贝壳，巨大的水银镜，宽大的黑漆桌，桌上摆着银质的名片盒，里面装满了地位显赫的熟人们和偶尔登门造访者印有全部名衔、官衔的名片，桌子上还摆有相册、一只大海螺和一枚我母亲曾在婚礼上佩戴过的、存放在玻璃匣内的紫薇花环。在烟灰缸的水波里，一条青铜美人鱼站在一个高台上手擎火把，谁知道这是为什么……屋里还有一尊真狗大小的腊肠犬铜像，那是家里一只死掉的爱犬的艺术再现。此外还有许多银制、铜制或大理石的“陈设”，就连雕刻的石块也是从破败了的梅森运来的。在带水刀割花玻璃窗的黑色橱柜里，整齐地摆放着我母亲的藏书，其中有几本是她在少女时代收藏的，剩下的是后来我父亲送给她的礼物。许多铜制或桃花心木的陈设光亮、洁净得一尘不染；这个本来就很多余的房间使用得越少，反而打扫得越发精心。“沙龙”里的家具还是我外祖父的家具厂特制的，所以我们才开恩地没在重新装修时把它们扔掉。那些家具都是世纪末风格的工艺杰作，桃花心木与珍珠贝壳的奇妙组合，扶手椅的椅子腿被精雕细刻成多立克和爱奥尼式立柱的样子。总的来说，每件家具都别具匠心、不遗余力地掩饰自身的使用功能，椅子看上去并不是为了让人坐才制作的，而只是为了摆在那里。这就是我们的“沙龙”。必须承认，跟我小时候在邻居家和熟人家看到的市民风格的客厅相比，我们家的“沙龙”无论是在保守的品位上，还是在沉郁的“风格”上，都更精美绝伦。跟匈牙利其他的家具厂一样，那些世纪末“摩登”家具的设计和式样，都是我外祖父的工厂每年仿照维也纳流行的款式复制过来的，毒害了两代人的审美品位。从“大法官时代”的彼德迈风格[42]，从宽厚亲和、具有人性、品位良好的款式，毫无过渡地滋生出紫檀木和长毛绒的怪物。若拿那些世纪末流行的市民风格的家具，跟那些从世纪之交开始在匈牙利到处生产的福耳图娜[43]宝匣一般矫揉造作的“瓷器柜”、用葡萄串做装饰的皮椅、带玻璃门的卧室衣柜或绷着红绒布的扶手椅相比，还是摆在“古日耳曼餐厅”内的家具用途明确，品位不俗。所有那些不具灵魂、让人头昏眼花的怪物，都搭配了必不可缺的装饰品。墙角耸立着棕榈树；在长沙发上，在脚踏的地方，在扶手椅里，到处都摆放着软垫。挂在墙上的刷子袋上绣有狩猎场景的织锦图案，站在写字台上的银鹿用犄角托着几支鹅毛笔，摆着猫头鹰造型的铜墨盒和雕成人手形状的大理石镇尺，彩色的珠帘，压在玻璃板下、用雪茄烟上的纸环精心拼贴成的壁炉守护神，羚羊蹄状手柄的炉火钩，用两只翅膀夹着一条卷曲青藤的搪瓷仙鹤，铁铸镀银、嘴叼名片的青鹭，许多用来遮挡窗户或家具的绒布、毛毡和垂帘，为了防止在某个角落不慎留下或可能飘落的一粒尘埃，遮挡可能偷偷溜漏进来的一线阳光……总之，整个这一代布尔乔亚都是在这种室内陈设的环境下长大的。在我们家里，或许我父亲基于他出众的品味，多少对这些沉重的遗产进行了拣选——但是，我们仍旧难以毫发无损地彻底逃离那个时代的巨大阴影，在“沙龙”和书房里，还是留下了一两只青铜鹳鸟或镶嵌在皮画框内、再现“鹿肉宴”场景的刺绣墙饰。这种“新家居艺术”——包括他们居住、穿着、阅读和谈话的方式——简直是维多利亚时代没有品位的小市民生活方式在中欧的阐释。近代纯净优美的形式和华贵的家具，都被“获得启蒙的自由派市民阶层”嗤之以鼻，被视为一钱不值的破烂或祖母储物间里的遗物。的确，在那个年月，这种品位也是世界强权专制的结果。威廉皇帝或爱德华七世宫内最为私密的起居室布置，跟柏林某位皮肤科医生候诊室内的家具陈设没什么两样。在科孚岛“阿喀琉斯宫”[44]皇帝房间的写字台前，高个子的客人坐在一把绷着皮面、可旋转的钢琴凳上，主人工作时也坐在那儿。假若与此同时，在匈牙利某外地小城内某市民家庭的门厅里居然挂着绣有狩猎场景的鞋刷布袋，这能不让人叹为观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