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 在卡尔斯和法兰克福（第3/7页）

和很多人猜想的相反，一个小说家的政治观与他所属的社会、党派和集团毫无关系，或者说，与他从事的政治事业毫无关系。一个小说家的政治观，来自于他的想像，来自于他把自己想像成他人的能力。这种能力，使他可以探讨以前无人注意到的人类真相。这使他成为那些无法表达自身利益、愤怒没人理睬、声音被压制者的代言人。一个像我这样的小说家，绝不会对政治持有年轻人的兴致；如果他真有那种兴致，那他的动机最终不会有多大意义。今天，我们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这部最伟大的政治小说时，我们不会按照作者原本的意图去读。尽管他写这部小说，是为了同俄国西化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进行争辩。我们读这部作品，注重的是看它对当时俄国的反映。这本书向我们揭示了深锁在斯拉夫灵魂中的伟大秘密。而只有小说，才能探讨这样的秘密。

很明显，我们不能指望通过读报纸、杂志或者看电视来应对这种深沉的问题。我们只有通过仔细、耐心地阅读伟大的小说，才能了解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独特历史；才能分享困扰我们的各种独特人生——它的深度让我们恐惧，它的简单让我们震惊；才能收获这种真理。我再补充一点：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们开始在读者耳边低语，告诉他扎根于历史之中的秘密，告诉他源自傲慢和失败、耻辱和愤怒的秘密时，他们其实也照亮了读者自己历史的阴暗之处。这低语者，就是绝望的作家，他对西方既爱又恨，程度相同。他无法把自己看做西方人士，但西方灿烂的文明又让他为之目眩，他感觉自己被夹在两个世界之间。

现在，我们就来考虑东西方的问题，记者们对这一问题极感兴趣。但是，当我了解到这一问题在西方某些地方的新闻界具有特别含义时，我则倾向于最好不要去谈它。因为它常常带有这样一种预设：贫穷的东方国家必须听从西方及美国可能做出的一切提议。而且，人们还会看到这样一种必然：在我长大成人的这种地方，其文化、生活方式和政治会激发出一些令人生厌的问题，并且会期待我这样的作家将解答这些讨厌的问题作为生存目标。当然，东西方问题的确存在，但它不应该仅仅是由西方国家发明，并强加给他人的一个恶毒、僵化的表述。东西方问题应该与财富、贫困及和平有关。

19世纪，奥斯曼帝国开始感觉到，自己的光芒已被活力日增的西方国家所掩盖。当时，帝国和欧洲军队作战连遭败绩，眼看着国力逐渐衰败下去。此时，出现了一个组织。该组织成员自称为青年土耳其人。像后来几代的精英分子一样（甚至包括最后的几位奥斯曼苏丹在内），这些青年土耳其人惊叹于西方的优越性，于是开始了西化改革运动。现代的土耳其共和国和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的西化改革，都是遵循同样的逻辑。而这个逻辑的基础是：大家相信，土耳其衰弱和贫困的根源是它的传统、它的古老文化以及它在全社会建立宗教组织的各种方式。

我出生于西化的伊斯坦布尔中产阶级家庭。我得承认，我自己有时也抱有这样的观点。虽然这种观点用意良好，但却过于狭隘简单。西化主义者梦想通过模仿西方来改变、丰富自己的国家和文化。因为他们最终的目标是创建一个更富裕、更幸福、更强大的国家，所以他们一般都是本土主义者，有很强烈的民族主义特点。很明显，我们在青年土耳其人和年轻的土耳其共和国西化主义者身上，能看到这些倾向。但是，作为学习西方运动的参与者，这些组织仍然对自己国家和文化的某些基本特点采取深刻的批判态度；他们在批判自己的国家和文化的同时，虽然可能与西方观察家们的信念和风格不一样，但他们也觉得，自己的文化有缺点，甚至有时还觉得它没有价值。这造成了另一种非常深沉、混乱的情感：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