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庸之妻（第3/11页）

“有病，他一定是有病。以前还没有这么过分，最近越来越不像话了。”男人说完，深深地叹了口气。

“事情是这样的，夫人，”男人口气严肃起来，“我们夫妻在中野站附近经营着一家小餐馆。我和内人都来自上州[2]，别看我这样子，以前可是正儿八经的生意人，也许由于不那么安分吧，反正是厌倦了以乡下人为食客的抠抠搜搜的小买卖，差不多二十多年前，我就带着内人到东京来了。最初我们夫妻二人包吃包住在浅草的一家餐馆里帮工，像其他人一样吃了不少的苦，好容易有了些积蓄后，大概是昭和十一年（1936年）吧，就在中野站附近租下了现在那个寒酸的小房子，只有一间六榻榻米的房间，外带个狭窄的土间，开了一家惨淡经营的小餐馆，因为来的都是些只消费一两块钱的客人嘛。即便如此，我们夫妻一直省吃俭用，辛辛苦苦地经营，因此，我们店的烧酒啦、杜松子酒啦都进了不少货。即便后来酒类越来越难进货了，我们也没有落到像其他餐馆那样不能不转向其他营生的田地，好歹一直经营到现在。再加上，见我们经营有方，那些平时关照我们的客人也更加热心照顾我们的生意了，有的客人还给我们介绍了所谓军官特供的酒和酒菜的路子，得以细水长流地维持下来。即便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空袭渐渐多起来以后，我们也咬牙坚持开这个店。一来我们没有碍手碍脚的孩子，二来不想回老家避难，索性就在东京这么耗着，听天由命，什么时候房子被炸毁了什么时候再说。万幸的是店铺安然无恙地熬到了战争结束，我们才大大松了口气，做起了公然从黑市进酒营业的买卖。

“长话短说吧，我们就是这样打拼过来的。当然，这么三言两语地一说，夫人可能会以为我们没有遭遇什么大的坎坷，非常幸运吧。可俗话说，人这辈子就如同地狱，寸善尺魔，真是一点不假。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无忧无虑的日子能有一天——不，能有半天，就算是幸福的人了。你的丈夫大谷先生第一次来我们店里，好像是昭和十九年（1944年）的春天，那时候太平洋战争形势还没有那么糟糕——不，可能也快要战败了吧，对真实情况，或者说对于真相，我们一概不清楚，只是以为只要撑过这两三年，就能和那些国家以对等的资格议和什么的。记得大谷先生第一次来我们店的时候，穿着一件久留米碎白点和服，披着一件外褂，那时不单是大谷先生，就连在东京，街上还很少看到有人穿着防空服，大家都穿着普通的衣服，若无其事地上街，所以我们那时也没觉得大谷先生的打扮有什么不妥当。那时，大谷先生不是一个人来的。虽然在夫人面前说这些不太合适，但还是不要藏着掖着，都说清楚的好。那时，您丈夫是跟着一位半老徐娘从后门偷偷进来的。说出来不怕您笑话，那个时候，临街的店面都是关着门的，用当时时髦的话说，叫做‘关门营业’，我家的店铺也是每天店门紧闭的，只有少数熟客从后门偷偷进来。而且，客人不是坐在土间的椅子上，都是在灯光昏暗的六榻榻米房间里，悄然无声地喝个大醉而归。

“说到那位半老徐娘，不久前曾在新宿的酒吧当女招待，她还是女招待的时候，常常带些出手阔绰的客人来我们店喝酒，让他们变成店里的常客——怎么说呢，正所谓猫有猫道，鼠有鼠道，我们和她的关系，就属于相互利用吧。那个女人的公寓离我们店很近，所以新宿的酒吧关张后，她不再做女招待了，仍然隔三岔五带着熟悉的男人来喝酒。那时候，我们店里的存酒也越来越少了，即便是再大方的客人，我们也不像以前那样欢迎了，反而觉得增加客人是负担。只不过，这四五年来，她带来过好多花钱很大方的客人，碍于情理，这个女人介绍来的客人，我们同样从不怠慢，好酒好菜地尽心招待。所以，您的丈夫被那个女人——她叫阿秋，被她带着从后门悄悄进来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多想什么，像对待其他客人一样请他们进了里面的房间，拿出烧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