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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想到要回到美国，她就不禁恶心想吐，心跳加速。对罗布·金特里死后的那些日子，娜塔莉的记忆已经相当模糊。她只记得自己对索尔又骂又打，因为索尔把罗布的尸体留在了那座该死的房子里，只记得索尔带着她在黑夜中穿行，她腿上的疼痛让她游离在清醒和昏迷之间，就像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浮浮沉沉的游泳者。她还记得——她觉得自己记得——杰克森像拯救伤员的消防队员一样，将马文·盖尔软绵绵的尸体扛在肩上。索尔后来告诉她，在那个充斥着尖厉警报声的夜晚，他们同杰克森和马文在黑暗小巷中分离时，马文昏迷了，但并没有死。

她还记得自己躺在公园的长椅上，而索尔在打开门的电话亭里打电话。然后天亮了——尽管那只是一道微弱的晨光——她躺在旅行车的后座上，周围都是陌生人，索尔同一个男人坐在前排。后来她了解到那人叫杰克·科恩，是华盛顿以色列大使馆的摩萨德站长。

随后四十八小时发生的事，在娜塔莉脑中也是一团糨糊。她只记得一些零星的片段：一个汽车旅馆的房间，为缓解踝部疼痛而打的麻醉针，医生给踝部打上古怪的膨胀的石膏，为罗布哭泣，在梦中呼唤他的名字，因为想起击穿文森特口腔上部的子弹的声音而尖叫，墙上灰色和红色的脑浆，还有那个老女人令娜塔莉灵魂战栗的疯狂眼神——“再见，尼娜。再见，尼娜。我们还会再见的。”

索尔后来说，同杰克·科恩谈话的那四十八个小时，他可以说是费劲唇舌，这辈子从未如此累过。脸上有疤、头发花白的特工是不会相信整个故事的，但索尔必须通过巧妙的谎言，让他相信真相中最重要的部分。最后，这个以色列人相信，索尔、娜塔莉、艾伦·艾希科尔，以及失踪的密码事务负责人利瓦伊·科尔，都陷入了某种复杂而危险的阴谋中，牵扯到许多华盛顿高层人物和一个隐姓埋名的前纳粹军官。科恩几乎没有得到大使馆和特拉维夫上级主管的支持，但在1月4日星期天，旅行车载着索尔、娜塔莉和两个美国出生的以色列特工经尼亚加拉大瀑布上游的和平桥进入加拿大。五天后，他们都换上了新身份，从多伦多飞往特拉维夫。

后面的两个星期，娜塔莉也是在迷迷糊糊中度过的。她到以色列第二天，脚踝的伤莫名其妙地恶化了，高烧不退。她恍惚记得乘私人飞机很快飞到耶路撒冷，索尔通过老熟人为她在哈达萨-希伯来医疗中心订到一个私人房间。索尔自己那周也接受了手臂手术。她住了五天院，在最后三天的黄昏和清晨，她拄着拐杖拜访了犹太会堂，凝视着马克·夏加尔【44】在玻璃窗上的创作。娜塔莉感到浑身发麻，仿佛整个身子都被注射了一大管麻醉剂。每天晚上闭上眼，她都会看见罗布·金特里注视着她。他的蓝眼睛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但眨眼间利刃便劈砍下来……

娜塔莉喝完啤酒，将瓶子放回背包。大清早自己就在喝酒，而别人都在工作，她不禁感到一丝愧疚。她取出第一摞文件夹——关于二三十年代维也纳的照片和手写资料的复印件，由维森塔尔的助手翻译的警察局档案，已故的弗朗西斯·哈灵顿打出来的尼娜·德雷顿的简单背景资料，空白部分写满索尔难以辨认的字迹。

娜塔莉叹了口气，开始工作。

正午刚过不久，他们就往南驶去，在海法稍作停留，补吃了午饭——今天是安息日【45】，店铺很早就会打烊。他们在哈内维姆街的路边摊买了色拉三明治，一边大嚼大咽，一边朝繁忙的港口走去。几个黑市商人靠上来，试图兜售牙膏、牛仔裤和劳力士手表。但索尔用希伯来语训斥了几句，他们都退开了。娜塔莉靠在栏杆上，望着一艘正要入海的大货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