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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格朗布索普的第一天晚上，我没有睡觉。我们吹灭蜡烛，关上炉子，准备离开的时候，我独自来到育儿室。那里只点着一根蜡烛，破玩偶的纽扣眼睛和真人大小的男孩的玻璃眼睛里，反射着烛火的光芒。

耳语越来越响。虽然无法辨别字词，但我能听出话语中的感激之情。他们对我充满好意，欢迎我回去。

星期二，圣诞前夜，文森特搬运了半吨土。我们又挖了十二英尺，发现隧道虽已建成两百多年，但大部分都完好无损，只是有很少一部分石头松动了，还有一些泥土掉落了下来。星期三上午，文森特打通了出口。出口不远处就是一条小巷，毗邻我们后面的联排房屋的后院。他用木板盖住出口，回到格朗布索普。文森特看上去邋遢极了。浑身上下都是土，工作服又破又脏，散乱的长发一缕缕挂在脸上。那天格朗布索普只有一个大热水瓶。我让文森特脱掉衣服，坐在厨房的煤油炉边上，自己则走回安妮家，用她的洗衣机和干衣机洗净他的衣服。

安妮整个下午都在准备晚餐。街上光线昏暗，几乎没有行人。一辆孤零零的电车从旁驶过，车厢里洒满温暖的黄色灯光。天开始下雪了。

我发现，自己竟在毫无护卫的情况下单独行走。通常来说，倘若没有精心调教过的侍从陪同，我绝不会在城市里行走哪怕一个街区。然而，在格朗布索普一天的工作，以及育儿室中带着警示意味的耳语让我分了神。另外，我脑子里还想着圣诞节的事。

圣诞节对我来说一直都很重要。我还记得，小时候每逢圣诞，我们都会立起高高的圣诞树，享用丰盛的圣诞大餐。父亲会把火鸡切开分给大家。我的任务是给仆人们分发礼物。我记得，自己会提前几个星期构思对仆人们的感谢词。他们大多是年老的黑人。大部分仆人我都会大加表扬，即便有人因为懒惰而需要斥责，也只是故意轻描淡写而已。最好的礼物和最动人的赞美都是为哈丽特阿姨准备的。她是一个乳房丰满的老妇人，不仅是我的奶妈，还一手将我带大。

有趣的是，很多年后，尼娜、威利和我在维也纳相识时，居然发现我们的童年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其中就包括善待仆人。在维也纳的时候，圣诞节对我来说也是重要时光。1928年冬天，我们坐雪橇沿多瑙河前往城市南部威利租的别墅。只是最近几年，我才没有尽情过圣诞节。两个星期前，我同尼娜重聚的时候，曾探讨过如今的圣诞节已被可悲的世俗化了。人们已经不知道基督教为何物了。

八个男孩，全都是黑人。我不知道他们有多少岁。他们都比我高，其中三四个的唇上还长着淡淡的黑胡须。他们绕过布林赫斯特街的拐角，进入德国城大道，朝我径直走过来，一路嚷嚷着脏话。一个男孩还提着一台大收音机，放着聒噪的音乐。

我惊讶地抬起头，脑子里还想着圣诞节和早已不在的朋友。我不由自主地停下来，等他们走下人行道，给我让路。或许是我脸上的某种神情，或许是我骄傲的姿态，或许是我表现出的“不尊重”——北方城市黑人居住区中的白人见到黑人往往都会畏畏缩缩——他们中的一个人注意到了我。

“你他妈的在看什么，老太婆？”一个戴着红色帽子的高个儿男孩问。他缺了门牙，脸上写满蔑视，那是他的种族几千年来都生活在蒙昧之中所致。

“我等着你们这些孩子给我让路呢。”我说，声音轻柔而有礼貌。一般情况下，我会什么都不说，但我当时心有旁骛。

“孩子！”戴红帽的男孩说，“你他妈叫谁孩子呢？”其他男孩在我身边围成了半个圈。我盯着他们头上的虚空。

“嘿，你他妈的以为自己是谁啊？”一个穿着脏兮兮的灰色西装夹克的胖小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