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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完美的操控对象。

我向她讲述了我的故事，用的是比阿特丽斯·斯特朗这个化名，因为这是我仍在使用的身份。我的丈夫是萨凡纳的一位成功的银行家，但八年前去世了，留下一套房产给我妹妹的儿子托德管理。托德不仅对房子管理不善，还败光了家中的遗产。去年秋天，他同他没规矩的妻子一起在一场严重交通事故中死了，害得我来负担葬礼费用，还有他欠的一屁股债。托德的儿子文森特也只好由我来抚养。我自己的儿子和他怀孕的妻子在日本冲绳的一所教会学校教书。我已经卖掉了萨凡纳的房子，还掉了最后一笔债，带着甥孙一起去北方，希望能开始一段新生活。

这个故事蹩脚极了。但我通过不时爱抚她的快感中心，让她相信这些都是真的。

“你外甥非常英俊。”安妮说。

我笑了笑，瞟了眼坐在过道对面的文森特。他上身穿着廉价的白衬衫和蓝色的防风夹克，打着黑领带，下身穿着皱巴巴的宽松长裤，还有我们在华盛顿的凯马特【6】买的一双黑色鞋子。我修剪了他的头发，但最后决定留着他的长发。现在，这些头发都干净整齐地扎在了脑后。他面无表情地注视着窗外的雪花和往后退去的景物。但我没办法改变他短小的下巴和脸上的青春痘。“谢谢。”我说，“他同他母亲长得很像。愿上帝使她灵魂安息。”

“他真安静啊。”安妮说。

我点点头，眼泪滑过脸颊。“那场事故……”我故意欲言又止，“可怜的孩子在事故中失去了大部分舌头。他们告诉我，他再也不能说话了。”

“亲爱的，”安妮说，“上帝的意志是无法理解的，只能默默承受他的安排。”

大巴车在凌驾于费城南部绵延不绝的贫民窟之上的高速公路上奔驰。我们在车里互相安慰。

安妮·毕晓普很开心，因为我们接受了她的邀请，要去她家陪她几天。

费城闹市区人满为患，又闹又脏。我们来到地铁站，文森特带着我们的包，安妮买了从切斯纳特山到切尔腾大道的车票。在大巴上她已经给我描述过她在德国城的可爱房子。虽然她提到，近几十年来，这座城市因为引入了“不良元素”而日渐堕落，但我脑中的德国城还是砖头和钢铁构成的费城中独立的世界。事实证明我错了。透过车窗玻璃，我看见微茫的暮色中一排排破旧的房屋和工厂，狭窄的街道上堆着被丢弃的汽车，大片的空地，随处都有黑鬼出没。除了能在火车车厢中和同铁轨平行的高速路上的汽车中偶尔看到几个白人外，整个城市似乎都被黑鬼占满了。我有气无力、无精打采地坐在座位里，透过脏兮兮的车窗，看着穿着西装夹克的黑鬼小孩在空地上瞎跑，黑鬼男人在冷清的街道上要死不活地走着，黑鬼女人推着偷来的购物车。每扇黑黢黢的窗户背后，似乎都藏着一张黑鬼的脸……

我将脑袋靠在冰冷的窗户上，按捺住想哭的冲动。我的父亲是对的，在一战前最后一段晴朗的日子里，他曾经预言，一旦黑鬼获得投票权，这个国家就会开始腐烂。他们将一个曾经伟大的国家变成了肮脏、懒惰、绝望的废墟。

尼娜永远也不可能在这儿找到我。我过去几天的行动轨迹是完全随机的，同安妮待一周或几周——即便这意味着住进这群失业的黑鬼中间——将会在原有的随机模式上增加更多随机元素。

我们在郊区一个名叫切尔腾大道的车站下车。轨道两边都是水泥墙，城市就在轨道的上方。我突然害怕起来，累得不愿沿着阶梯爬上街道。我让大家坐在一条深黄色的硬木长椅上休息了几分钟。一列火车呼啸着从我们面前驶过，返回市中心。一群黑鬼小孩蹦蹦跳跳地跑上阶梯，一边叫喊着脏话，一边互相推搡。我隐隐听见外面街道传来的声音。寒风瑟瑟，雪花飘飘扬扬地落在我们所在的候车区。文森特对此毫无反应，也没有拉上防风夹克的拉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