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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你在撒谎。”年轻女人说，“你就是一个普通窃贼，或者你是来这里猎奇，搜集纪念品，或者你本身就同凶案有关系。”

索尔一言不发，只是在黑暗中凝视着女人，她手中的小自动武器几乎看不见了。他觉察到她的犹疑。过了一会儿，他开口道：“普雷斯顿，约瑟夫·普雷斯顿，那个摄影师，你是她妻子？不，你不是。金特里治安官说普雷斯顿先生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六年。你应该是他的女儿。对，女儿。”

女人又后退了一步。

“你父亲是在街上遇害的。”索尔说，“他死得很惨，而且死得莫名其妙。警方给不了你任何结论，你对他们十分不满。所以你到这里等待，监视这座房子。你很可能已经监视了好几天。然后你看到一个戴网球帽的人翻过了栅栏。你觉得，这家伙或许能告诉我一些东西。我说得对吗？”女孩保持沉默，但放下了枪。索尔看见她的肩膀在微微耸动，他怀疑她在抽泣。

“也许我能帮你。”他说，轻轻摸着她的胳膊，“也许我们携起手来就能有所发现。来吧，我们离开这座房子。这里到处都是死亡的味道。”

雨停了。花园里飘荡着被打湿的树叶和泥土的芬芳。女孩带着索尔来到马车车库背后，老的铁栅栏和新的铁丝网之间开着一个窟窿。他跟在她身后挤了出去。索尔注意到她将手枪放进了白雨衣的口袋里。他们走在巷子里，脚踩在煤渣上沙沙作响。夜里寒气逼人。

“你怎么知道我是谁？”她问。

“我只是在猜。”

他们走到街上，默默地站了一会儿。“我的车停在前面。”年轻女人终于说。

“哦？那你怎么会看到我？”

“你驾车驶过的时候我发现了你。你面色凝重，而且你差点儿就在房子前面停下了。你绕过路口之后，我也跟了上来。”

“嗯，”索尔说，“我是个差劲的密探。”

“你真是精神病医生？”

“是的。”

“你不是本地人吧。”

“我是从纽约来的。有时候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诊所上班。”

“你是美国公民？”

“是的。”

“但我听你的口音……像是德国人？”

“我不是德国人。”索尔说，“我出生在波兰。你叫什么名字？”

“娜塔莉。”她说，“娜塔莉·普雷斯顿。我父亲是……你都知道。”

“不，”索尔说，“我知道得非常有限。此刻我只明确地知道一件事。”

“什么事？”年轻女人的目光中带着渴望。

“我饿了。”索尔说，“早饭过后我就没进食过，除了在治安官办公室喝了点儿劣质咖啡。如果你愿意同我共进晚餐的话，我们就可以继续谈。”

“可以，但你必须答应我两个条件。”娜塔莉·普雷斯顿说。

“什么条件？”

“首先，你必须把你知道的一切有助于解开我父亲凶案之谜的事都告诉我。”

“还有呢？”

“第二，你必须把这顶湿漉漉的网球帽摘下来，我们才能吃饭。”

“我同意。”索尔·拉斯基说。

他们用餐的地点叫亨利餐厅，就在几个街区外，靠近老市场。从外面看，这家餐厅一点儿都不吸引人。正面墙壁上刷着白涂料，墙上没有窗户，也没有任何装饰，除了挂在窄门上的一个亮灯的招牌。餐厅内部陈旧而昏暗，让索尔想起了小时候偶尔同家人去的罗兹【61】附近的一家小饭店。几个穿白夹克的高个子黑人低调地在桌子间穿梭。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红酒、啤酒和海鲜的味道。

“太好了，”索尔说，“如果这儿的食物吃着有闻着那么鲜美就好了。”他没有失望。娜塔莉点了一份虾仁沙拉，索尔点了份烤肉串，串着剑鱼肉、蔬菜和小土豆。他们喝着冰白葡萄酒，天马行空地聊着各种话题。娜塔莉得知，索尔一个人住，但他的女管家特玛很烦，唠唠叨叨，还总爱给他看病。他告诉娜塔莉，特玛成天说他患有精神病，还为他寻找治疗方法，只要有特玛在身边，他就用不着请别的精神病医生来给自己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