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净化仪式（第19/35页）

作为犹太人下葬，我想，而且，如果我猜想得正确的话，作为一名犹太人，遭到杀害。扮假者遇到的又一个问题。

“如果他曾对什么人坦白过，”我说，“也许是对那个跟他一起死的女人。对福妮雅·法利坦白过。”

她清楚地表明她不愿听到那女人的名字，但因为她很通情达理，所以不得不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是我的想法而已，”我说，“与我感觉得到的他们之间的盟约紧密相连——他必须告诉她。”所谓“他们之间的盟约”一说，我指的是他们两人都认识到没有简捷明快的出路，但我没有做进一步的解释，对欧内斯廷。“瞧，今天从你这儿了解了这么多的事，有关科尔曼的一切，我都得重新思考。我真不知道如何着手。”

“那么，你现在是西尔克家的一名荣誉成员了。除了瓦特，对于有关科尔曼的一切我们谁都不知道该怎么思考。他为什么那么做，为什么坚持，为什么母亲非得那样死。如果瓦特没有制定那道规定，”她说，“谁知道事态会如何发展?谁知道科尔曼会不会随着岁月的消逝、决心的软化而告诉他妻子?说不定还会有一天告诉他孩子。告诉全世界。但瓦特及时地冻结了一切。那从来就不是个好主意。科尔曼那样做的时候还只有二十几岁。二十七岁的一颗炮仗。但他不会永远二十七岁。不会永远是1953年。人要老的。国家要老的。问题要老的。有时问题就这么老得消失了。然而瓦特使它冻结了。当然，如果你以狭窄的眼光，仅仅以社会利益的观点看问题，当然当时对谈吐优雅的黑人中产阶级而言，按科尔曼的做法行事是有利可图的，正如今天做梦都不想那么干才是有利可图的一样。今天，倘若你是个中产阶级有知识的黑人，想要你孩子进最好的学校，如果你需要全额奖学金，你连做梦也不会想到要说你不是有色人种。你根本就不会那么做——尽管你皮肤可能很白。现在不那么做才是有利可图的，就像当时那么做是有利可图的一样。所以又有什么区别呢?但我能对瓦特那么说吗?我能对他说：‘真的有什么区别?’首先因为科尔曼对母亲所做的事，其次因为当时瓦特眼里有一场仗要打，而科尔曼不想仅为那些原因而战斗。我当然不能说，虽然不认为这么多年来我没有努力过。瓦特实际上并不是个苛刻的人。你想听听我哥哥瓦特的事?1944年瓦特是有色人种步兵连的一名自动枪手。他和他部队的另一名士兵一道守在比利时的一座山脊上，俯瞰敷设了铁轨的山谷。他们看见一名德国兵沿着铁轨往东走。肩上挎着个小包，边走边吹口哨。和瓦特在一起的士兵举枪瞄准。‘你干什么?’瓦特对他说。‘我要杀死他。’‘为什么?住手！他在干什么?在走路。可能正往家里走。’瓦特得用劲才把枪从那个家伙手上夺下来。一个南卡罗纳的孩子。他们走下山脊，拦住德国兵，将他俘虏了。原来他真的是走回家去。他有个假期，他唯一知道通往德国的路便是沿铁轨往东走。是瓦特救了他的命。有多少士兵那么做?我哥哥瓦特可以是个铁石心肠的人——如果他不得不那样做的话，但他也是个血肉之躯。因为他是血肉之躯，他相信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促进种族的利益。所以我试过和他谈，有时候努力对瓦特说些我自己将信将疑的话。科尔曼是他时代的一部分，我告诉他，科尔曼不能等到通过民权运动获得他的人权，所以他跳了一级。‘历史地看他，’我对瓦特说，‘你是个历史教师——把他当做更大的东西的一部分。’我告诉他：‘你们一个也没有屈服于命运的安排。你们两人都是斗士，而且你们两人都战斗了。你以你的方式战斗，科尔曼以他的方式战斗。’但这种推理对瓦特没有效果。什么都不起作用。那是科尔曼成人的道路，我告诉他——但他不愿接受。对瓦特来说，那是科尔曼不想成人的道路。‘对，’他对我说，‘对。你哥哥多多少少成为他想成为的东西，除了他是个黑人。除了，除了，这个除了改变了一切。’瓦特不能改变他一贯对科尔曼的看法。我又能怎么办呢，祖克曼先生?因为瓦特哥哥当时冻结了科尔曼和我们家的关系而恨他?由于科尔曼哥哥对母亲的所作所为，他让那可怜的女人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天都痛苦不堪，而恨他?因为倘若我恨我两个哥哥的话，那为什么停下来呢?为什么不为我父亲所做的一切错事而恨我父亲呢?为什么我不恨我死去的丈夫呢?我没有嫁给一个圣人，我可以向你保证。我爱我丈夫，但我看得很清楚。我儿子又如何呢?要恨这个男孩根本不难。他索性走开，让你清静。但恨的危险是，一旦你开始启动它，你就会得到比你想要的多一百倍都不止的恨。你一旦启动，就不能停下来。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恨更难驾驭的东西了。戒酒比控制恨容易多了。这可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