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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啡的花费仍然是最大的，什么都需要钱，开销太大。生活费完全取决于药的价格。阿尔伯特总是在抱怨政府为了解决通货膨胀，抬高价格，现在一件“国家标准西服”只卖一百一十法郎，但是一瓶五法郎“国家标准吗啡”却没有降价。一个“国家标准面包”、一袋“国家标准煤炭”、一双“国家标准胶鞋”的价格都是规定好了的，就连“国家标准工作”也有固定工资，阿尔伯特想不明白，像这样一种市场规定，难道就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共产主义吗？

银行不愿意再收留他，议员们讨论出国家应该“报答亲爱的法国士兵，向他们支付一笔钱，用来表示祖国的感激之情”，之后过了很久，阿尔伯特收到了一封解释信，被告知以国家现在的经济能力，政府是无法偿还债务的，因此，政府解雇了很多的人，在这场可怕的战争期间，四十二个月的时间内，已经遣返了很多部门，那些人只能回到家里……

对于阿尔伯特来说，找钱成了现在唯一的工作。

可情况变得特别复杂。药剂师逮住了巴西勒并和他搏斗，整个上臂都是血，最终搜出了满满一口袋的药品。

朝夕之间没了供货商，阿尔伯特只能去一些乱七八糟的酒吧，到处打听可以拿到药的地方。要找到吗啡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供货商们都很隐蔽。随着巴黎成为商业往来的十字路口，虽然生活支出增加，但在这里，可以找到所有的东西。阿尔伯特找到了希腊人。

马蒂诺医生给伤口消了毒，然后再缝合上。阿尔伯特觉得很疼，只能咬紧牙关忍住。

“这把刀很锋利。”医生简单地解释道。

刚到诊所门口的时候，医生一见是阿尔伯特，二话没说就开了门。马蒂诺医生的诊所在四楼，公寓里几乎什么也没有，常年挂着一个帘子，他就在帘子里面给病人看病。一箱箱的盒子摆放在地上，盒子大开，里面装满了各种各样的书。房间角落有一张扶手椅，进门的过道连着等候室，两张破烂的椅子正对着内屋。有了这间小房间，医生就有了看病治疗的权利。房间最里面放着一张医用床，还有一些外科手术器材。阿尔伯特付了很少的钱，比打车的费用还少。

离开的时候，他莫名想到了塞西尔。

于是，他决定坐车回家，得加快点速度才行。塞西尔，以前的生活，以前的思想……他感觉到自己是多么的愚蠢，居然爱着这个……那种思念是多么荒唐可笑。但是，像这样走在大街上，胳膊夹着鞋盒，左手缠着绷带，脑袋里回忆着往事，他有一种自己什么也不是的感觉，就像一个失去国籍的人。过了今晚，就会变成一个小流氓，甚至还有可能会去杀人。对于怎样赶走这团游走在脑袋里的漩涡，他一点办法也没有，除非奇迹再一次出现。因为自从退伍以来，他有过一两次幸运的时刻，然而，最后幸运还是变成了噩梦。好吧，既然阿尔伯特想着塞西尔，那就……最难的来了，偏偏是准继父在这个“幸运的时刻”充当了信使，阿尔伯特心想着：他一定失望透顶，就这么一点小事还要他来帮忙。自从银行拒绝了阿尔伯特的复职，他便寻找各种工作，尝试了所有的办法，就连去乡下灭鼠的工作也不放过。杀死一只老鼠可以得到二十五生丁，母亲说，他无论如何也无法靠这件事发财，而唯一做成功的事就是被别人牢牢吃住，像他这样笨手笨脚的人，这事一点也不奇怪。母亲的话是有原因的，他回到巴黎已经三个月了，可是一分钱也没有，穷得跟邻居若布一样，像这样一个没有本事的人，还能拿出什么给他的塞西尔？马亚尔夫人十分理解她的心情。这是事实，像塞西尔这样一个漂亮可爱的女孩，阿尔伯特能给她什么样的未来，同样，马亚尔夫人也不奢望自己能有多么好的晚年。三个月里，他东逛西逛，打着零工，期待着收到大家常挂在嘴边的退伍金，可政府没有能力支付这么一大笔钱。好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奇迹”：继父介绍了一个工作，在巴黎莎玛丽丹百货公司当电梯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