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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废话！”朱丽亚一听到逮捕老费若里这几个字，立刻怒气冲冲地说，“你我都知道不可能是费若里。根本无法解释删除邮件和通话记录的事情。”

鲁斯坦最头疼朱丽亚这种孜孜不倦的眼神，于是给朱丽亚倒了半杯酒，沉思了一下才慢吞吞地说：“我一直都坚持这个观点，任何谋杀案都应该首先考虑最简单的情况，就是谋杀的人是毫不相干的入室抢劫者，除非发现别的可疑资料。如果忘了这个前提，而一味按照侦探小说的思维方式寻找有动机的谋杀，那么很多案子最后都会陷入死胡同。”

朱丽亚不耐烦地挥挥手：“你已经说过无数遍了。说别的。”

“假设不是入室抢劫。回到你的问题，一个在世人眼里的隐居者，常常是秘密最多的人，不管是内心的，或是肉体的。人都需要心灵寄托，没有人可以真正地‘隐居’。”

“而且，”鲁斯坦接着说，“很多事情都给我一种直觉，这里有两个人在做事情，而不是一个人。比如，乌玛出事当天有两个私人电话。一个是约翰霍普金斯工程学院楼下的固定电话，另一个是这个叫做李忍的计算机系研究生的手机号码。这两个号码是不是都是李忍打的？我查了乌玛过去接近一年的通话记录，工程学院楼下的那个固定电话号码出现很规律，而手机号码十月份才开始出现。为什么会这样？”

朱丽亚点点头：“我也有类似的感觉。还有，房间里面的指纹擦得这么干净，连专业的警察也很难发现痕迹，做这件事需要不是一般的细心，避孕套却被留在了沙发底下。”

“亲爱的，你要记住，归根结底，没有证据的都不是事实，我们都要尽量只从证据和逻辑的角度考虑事件。毕竟，可能性太多了。”

“什么意思？”

“比如，这位让人疑惑的李忍先生，为什么他不能是打公用电话的人？或许他过去一直非常节俭，能用固定电话就不用手机，一直到十月份才头脑开窍。”

“好吧，我同意这种可能性也存在。但是侦查不能没有想象力，很多时候，想象力是新证据发现的基础。”

“那当然。可惜现在证据不足，不能强制我们的李忍先生去做DNA鉴定。”鲁斯坦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朱丽亚若有所思地说：“如果能在数据库里搜索到忍的DNA就好了。”

“很可能没有。”鲁斯坦毫不热心，“他是中国留学生。我曾经若干次和亚洲移民打过交道，他们是最难调查的一群人，生活与外界隔绝，几乎找不到线索。信用卡记录？或许，因为人人都要买东西。DNA记录？我很怀疑。我从没有遇到一个亚洲移民在当地血库或者干细胞库里有志愿者记录。”

“不管怎样后天一早就打电话到明尼苏达查一下。”

鲁斯坦皱了一下眉毛，没有说话。

“怎么了？”

鲁斯坦沉思了一下，说：“朱丽亚，DNA是新近出现的侦查手段，而刑事侦查已经存在了成千上万年。马里兰州尚未取消死刑，对于这种可能变成死刑案件的案子，我们必须从开始就非常谨慎。我觉得你应该只去调查嫌疑人数据库。这已经足够了，你甚至不能利用嫌疑人数据库的DNA数据。如果是我，我连这都不会做。但对于你来说，某种程度的初始信息有助于你思考案子。”

“我当然知道不能利用！”

“是的，是的，亲爱的，你是法律权威，而我不是。你当然知道什么证据可以在法庭上被允许引入，什么不可以。我也知道你过于尊重你的职业道德，不会违反证据法则。”

鲁斯坦喝了一口啤酒，接着说：“但如果是我，甚至不会让自己借助任何程序法不允许的证据参与到对案情的推理中。在法律的世界里，对事实的认定仰赖于程序，你比我更清楚这一点。这决定了你不能像侦探小说迷那样思考问题。普通人怎么思考案情是一回事，专业人士思考案情是另一回事。你知道某个人是或者不是凶手对你的起诉不会有任何帮助，关键是在法律上和逻辑上你能证明到哪一步。相反，知道不能被证明的事实很可能起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