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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机口附近的座位逐渐开始有人了，奥古斯塔斯说：“出发之前我要去买个汉堡，要不要帮你买什么？”

“不用了。”我说，“不过我真的欣赏你拒绝屈服于早餐方面的社会习俗。”

他稍微歪歪头，困惑地看着我。“海蓁刚就炒鸡蛋被孤立和边缘化的问题产生了疑问。”妈妈帮我解释。

“炒鸡蛋和早晨有根本上的联系吗？我们居然都轻率地接受了，这种敷衍了事的人生态度简直令人尴尬。”

“我想深入讨论这点，”奥古斯塔斯说，“不过现在我快饿死了。马上回来。”

二十分钟后奥古斯塔斯还没回来。我问妈妈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她从那本难看的杂志上抬起头来，只说了一句：“他可能只是去洗手间了吧。”

一个登机口的工作人员过来把我的氧气瓶拆掉，换上飞机上专用的。那位女士跪在我面前操作的时候，大家都看着我，为了掩饰尴尬，我给奥古斯塔斯发了个短信。

他没回复。妈妈似乎并不担心，但我的脑子里浮现出各种对阿姆斯特丹之行构成毁灭性打击的命运转折（拘捕，受伤，精神崩溃），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觉得胸口有什么东西出了问题，无关癌症。

验票台后面的女士宣布，需要额外时间的人士可以开始提前登机了，候机区的每一个人都直截了当地朝我看过来。就在这时，我看到奥古斯塔斯一瘸一拐飞快地朝我们走来，单手拿着麦当劳的袋子，背包挂在一边肩膀上。

“你去哪儿了？”我问。

“排队排得超级长，抱歉。”他说着伸手拉我起来，我接受了，我们肩并肩走到登机口去提前登机。

我可以感觉到每个人都看着我们，猜测着我们有什么病，会不会死，还有我妈妈真是个英雄母亲，如此种种。有时候我觉得这是患了癌症之后最糟糕的一点：有形有质、咄咄逼人的疾病证据将你和他人分隔开来。我们是他者，不可调和。而当我们三个走进空荡荡的机舱时，这一点再明显不过了。空中乘务员满怀同情地向我们点头，示意我们的座位在靠后的地方。我们三个人坐一排，我在中间，奥古斯塔斯靠窗，妈妈靠走道。我有点被妈妈包围的感觉，于是往奥古斯塔斯那边挪了挪。我们的座位正好在飞机翅膀后面。他打开袋子，打开汉堡包的包装纸。

“关于鸡蛋的问题，”他说，“是这样的，早餐传统赋予了炒鸡蛋某种神圣符号的意味，对吧？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你都可以给自己弄点培根或者车打奶酪，墨西哥玉米面卷也好，早餐三明治或焗奶酪也罢。但炒鸡蛋呢？炒鸡蛋很‘重要’。”

“荒唐。”我说。这时候人们开始鱼贯走进机舱了。我不想看他们，所以我转过头，而转过头就等于看着奥古斯塔斯。

“我只想说，也许炒鸡蛋是被孤立了，但同时它也是特别的。炒鸡蛋有自己独特的位置和时代，就像教会一样。”

“你错得不能再错了。”我说，“你完全吃了你父母的十字绣抱枕上多愁善感的那一套。你的观点是脆弱、罕见的东西之所以美丽，纯粹因其脆弱和罕见。但这是假话，你也知道。”

“你真是个难以安慰的人。”奥古斯塔斯说。

“轻易得来的安慰不是安慰。”我说，“你以前也是罕见娇弱的花儿，你记得那是什么滋味。”

他有一阵子说不出话。“你真的知道怎么堵上我的嘴，海蓁·格蕾丝。”

“我有这个特权，也有这个责任。”我答道。

我还没脱离他的目光接触，他说：“听着，很抱歉，我避开了候机区。麦当劳的队伍其实没那么长，我只是……我只是不想坐在那儿让那些人看我们。”

“大部分时候是看我。”我说。单单瞟一眼格斯，很难知道他以前得过病，而我的病却是随身携带，这也是我成了宅女的主要原因。“奥古斯塔斯·沃特斯，非同寻常的人格魅力大家，现在却因为坐在带氧气瓶的女孩旁边感到难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