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大拿的迈尔斯城（第10/11页）

这种想象挺犯傻的，不是吗？怪丢人的。就像把手按到电线上，接受安全范围内的电击，体验一下感觉又迅速收回。我相信安德鲁对这类事比我更谨慎，此刻他正竭力不去想这些。

我在斯蒂夫·高雷的葬礼上，隔开一段距离观察我父母，对他们产生全新的讨厌感觉时，我想我头一回理解了某些和他们有关的事。一件严肃得可怕的事。我理解了，他们其实是沆瀣一气的。他们高大、僵硬、盛装的身体并不曾挡在我和夭折或者任何别的死亡之间。他们给出了许可。至少貌似如此。他们对于孩子们的死亡、对于我的死亡给出了许可，这并非通过他们的话语或思想来达成，而是由他们生下孩子—生下了我—这个事实来完成的。他们生下我，因此我的死去—无论他们多么悲恸，如何难以承受—在他们看来都绝非不可思议，绝非违背自然。这是事实，而即便在当时，我也知道不该谴责他们。

但我仍旧谴责了他们。我控告他们无耻、虚伪。我代表的是斯蒂夫·高雷，还有所有孩子们，他们知道他们有权自由自在地长大，展开一种新的、精彩的生活，而不是被那些溃败的大人们设下陷阱，被他们的性爱和葬礼所捕获。

斯蒂夫·高雷淹死了，人们说，是因为他和孤儿差不离，没人管。要是有人给他足够的警告，给他活儿干，看着他，他就不会从一根不牢靠的树枝上跌进一个春天的池塘，跌进河边一个灌满水的砾石坑—就不会淹死了。他被忽略啦，没人管，所以淹死了。他爸认为这是个意外，就像狗会遭到意外。他都没有体面的套装穿来葬礼，也没在听祈祷时低下头。不过，他是唯一一个我放过的大人。他是唯一一个我觉得没有给出那种许可的大人。他没法阻止任何事，但他也没跟任何东西沆瀣一气—不像其他人，那些人用造作的沉痛语调念着祷文，渗出虔诚和耻辱。

在距离北达科他州边境不远的格伦代夫，我们面临选择—是继续走州际公路，还是往东北方，朝威利斯顿开，走16号公路，再开一段次级公路，最后回到2号公路。

我们都同意州际公路会快一点，而且我们最好不要花太多时间—也就是说，太多钱—在路上。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决定回到2号公路。

“我就是觉得这样更好。”我说。

安德鲁说：“因为这是我们一开始计划的路线。”

“我们错过了看到卡利斯佩和哈弗尔的机会。还有‘狼角’。我喜欢这个地名。”

“我们回程时会看到的。”

听到安德鲁说“回程”，我感到一种意外的惊喜。当然了，我一直相信我们会顺利回程，我们会跨越所有这些距离，我们的车、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家庭都仍旧完好无损，而且还设法厘清了忠诚和各种别的问题，以如此蛮勇的方式，昂首接受了检验。但是听到他说出这话，我还是倍感宽慰。

“有件事我想不明白，”安德鲁说，“你是怎么得到信号的呢？那一定是做妈妈的才会有的某种直觉吧。”

我有点愿意相信这个，好为我的直觉得意一番。同时我又有点想警告他—警告所有人—绝对不要指望依靠它。

“我想不明白，”我说，“你究竟是如何翻过篱笆的。”

“我也不明白啊。”

我们就这么开了下去，后座上的两个人信任着我们，因为别无选择，而我们自己呢，相信着这一点：我们那些事，孩子们一开始必定会注意到、会谴责的那些事，到头来总归会得到原谅的。我们所有那些冒失、武断、草率和冷漠—我们所有那些无法避免，或是纯属人为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