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中国新年（第9/12页）

这跟我经常从四川人那儿听来的一样，只是徐先生对毛的观点要直率得多。他有一幅邓小平的画像，显眼地挂在电视机上方。

在我们渡江时，徐桦告诉我她会开车。我们在一条老旧的电动渡船上往南岸区，那儿新的移民城正在建设当中。当时我们正在谈些别的话题，突然间，徐桦告诉我她懂得开车。

我在涪陵已经住了很久，足以明白这一点值得钦佩。“是为了你的工作吗？”

“不，”她说。“我在业余时间学的。”

“就为了玩？”

“是的，那是我的爱好。”

“那肯定很贵吧。我知道在涪陵很贵。”

“在厦门要贵多了——它花了我六千块钱，上培训课。但我想有一天我会有能力买车的，所以我想要现在就去学。这就像你们美国——美国人不是都有车吗？”

“是的。即便学生都有——我在高中时就买了一辆。”

“你看。现在我们中国的生活水平上升那么快，最终人们也会有能力买他们的车，就像你们美国人那样。”

渡船在长江的心脏缓缓摇摆着前行。我眼前短暂出现了涪陵二十年后的交通景象，相当吓人。徐桦继续说着。

“我想去你们美国，”她说。“尤其是纽约。也许有一天我会去那儿出差，为我的公司。”

几个星期后，我跟孔老师上课，问到了他的岳父。他解释说，徐先生的父亲是从武汉的大学毕业的，之后，国民党派了他去成都做电台工作。那是在1940年代，最后，他被调去了台北，那是台湾的首都。他的妻子与两个年幼的孩子留在了身后，跟丰都的亲戚在一起。这次调动不是永久性的，徐先生的父亲总以为他会回到四川的家。

但在1949年后，当国民党逃去了台湾，这一家人就永久分开了。他们不能交流信件，而徐先生，当时还是小孩，开始了一个漫长而倒霉无助的人生。

“在解放后，他们的生活很艰难，”孔老师解释说。“他的母亲头几年就饿死了，因为乡下的情况很糟。孩子们勉强活了过来，一旦开始上学，又得面对许多迫害的问题，因为他们的父亲在台湾。在文革期间，他们被打成了叛徒，特务。在那时有黑九类——你知道那些吗？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间谍，走资本主义路线，还有臭老九，那是指知识分子。你和我都算是臭老九了——现在有时我们老师也互相那么叫，当作玩笑。

“两个孩子没有遭受多少暴力，但他们受到迫害。主要的意思就是不给他们机会。如果他们想要读到初中以上，或者在工厂里找份好工作，他们都没机会。在政治会议上，每个人都批判他们，即便他们都几乎不认识自己的父亲。

“到了改革开放后，徐先生开始往台湾写信，看看他父亲是否还活着。1980年的时候，他找到了他——直到那时，他还不知道他父亲是死是活。他们开始通信，在1988年，他的父亲回到大陆，探访了他。他在台北有个好工作，在电信公司——他在那儿的地位跟大陆的高干差不多。他又结了婚，在台湾分离后，他又生了小孩，包括那个在美国的儿子。

“在中国与台湾的关系开始改善后，政府开始给我岳父这样的人工作，因为他们受过迫害。这也是改善关系的一个手段。所以，1988年，徐先生在电厂里得到一份工作。当然，到那时为止，他已经受了太多的苦。即便今天他也不想谈到文革。”

我想着那个丰都的老人，还有他那扎信。我在四川的经历常常是这样——我和人们交流摩擦很久，才对于他们过去的混乱经历获得一点点的了解，而正是那些经历使他们成为了今天这样子。几乎不可能抓得住那些影响到徐先生人生的种种力量，之前的，之后的——战争，台湾的分离，文革；大坝，新城；他在厦门的漂亮女儿，以及她的手机，她的驾驶课。一个人无助地经历了这全部，从开始到结束，还怎能保持理智清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