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钱（第9/16页）

“那是什么意思？”

“人们给她打电话，”安妮解释说，“而她跟他们说话。”

“她跟他们交谈？”

“是的。”

“有很多人打来么？”

“是的。”

“他们谈什么？”

“关于麻烦。”

“什么类型的麻烦？”

“关于感情！”她格格笑了，有一阵停顿。

“你姐姐喜欢她的工作么？”

“我想她喜欢的。”

“工资怎么样？”

“她一个月挣六百块，”安妮说。“但如果打来的人多了，她也就挣得更多。”

“谁打来电话——是男的还是女的？”

“我想一半是男人，一半女人。有许多的人打电话来。”

“他们为什么打？”

“在深圳的每个人都有很多麻烦。”

“为什么？”

“这儿有很多的感情问题。有些人说在深圳没有真爱。人们都忙着赚钱，为了生存。”

我们在涪陵的头一年时间，亚当最好的一年级学生是一个叫珍妮的女孩。她远远超过其他学生，无法相比，这种智力上的距离所带来的某些东西，让她在社交中疏离开来。她在班上没有朋友，总一个人打发时间，她经常跟亚当或我说话，以练习她的英语。在那个学年的尾声，她看起来相当抑郁，之后，为了一些不明的原因，她提前回了家，错过了期末考。

在第二年初，亚当头一次上课时点了名。所有人都在，除了珍妮，而亚当问她是否病了。有几个学生摇摇头。没人说话。

“她迟些时候会来吗？”亚当问。

“不，”沙侬说，他是班长。“她今年不会来了。”

“为什么？”

“她死了，”沙侬道，然后他笑了。那声音充满紧张不安，毫无幽默感，是那种中国式的笑，仅仅是对一种不舒服的状况作出的反应。要区分这种笑声与正常的笑，并不困难，但无论如何，它总是让外国人的脊柱上一阵发凉。学生们低下了头，而亚当迅速转变了话题。那一天的课，长达两个小时。

很难谈及那个话题，而我们一直也没听到多少信息，因为没有一个学生很了解珍妮。他们能够告诉我们的，乃是在夏天里，她跳下了一座桥，在她的老家。当中国人自杀时，选择从什么东西上跳下是很普遍的——河梁，建筑，山崖。有时在乡下，他们会吃农药。他们倾向于选择一种比较彻底的自杀方式，相比美国人而言，尤其是美国女人，她们常会吞安眠药，而通过洗胃又救过来了。

中国女人比中国男人更易自杀。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女性自杀案例发生在中国，女性自杀的比例乃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五倍。中国也是唯一一个女性自杀数量高过男性的国家。[4]

在涪陵，有许多的迹象显示出女人的生活很不容易，而亚当与我都有和生活失衡的女人打交道的古怪经历。在我们的头一年里，一个女孩新生常躲在亚当的公寓外，她指责他，说他爱她。亚当想跟她讲道理，问她为什么会这么想，而有时她说是从自己的身体内听到的。另外几次，她编出个故事，说傅主任召集了一次会议，告诉所有同学亚当对她有意思。一次她愤怒地指责亚当，说他太怯懦了，不敢去追求她，她还说，像所有美国人一样，他是个懦夫，和骗子。

我有我自己的麻烦，那女人叫欧小姐，在下城区一家百货公司工作。她四十多岁，未婚，而她总是在奇怪的时间打电话来——早上六点钟，她会邀请我去看她。她给了我礼物：筷子，书，手织的毛衣。她是一个和气，无害的女人，起初时我想要表现得友善些，但很快，她那种绝望的孤独感就叫我受不了了。每隔两三周，她会写诗给我，从英文书上抄的，或者翻译她自己写的。“我们一同开启未来的梦想吧！”有一次她写道。“和谐的家庭环境，乃是事业成功的致命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