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中国生活（第7/8页）

“哦，我很遗憾，”我说。“是谁？”

他说了一个妇人的名字，我并不认识。“她多大年纪了？”我问。

“八十岁。”

“她活得挺长。”

“是，”神甫说。“而且她对我们教堂很好。她每个礼拜日都来。”

“她做什么工作？”

“她退休了。但在那之前她在海陵工厂。”

有一个小数目的教徒每周都来参加弥撒，而我又问了一些问题，看看能否记起那个妇人来。李神父耐心回答了，最后他指向我身后，道“她就在那里。”

我转身，看见那个妇人躺在我身后十英尺外，屋子深处的一张桌子上。那地方光线暗淡，进屋时我没留意到她。一张白色布单拉到了她的下巴处。她是一个小小的妇人，灰色头发，嘴皱闭着。我记得在教堂里见过她。我正吃着一块曲奇，现在我把它放下了。

“哦，”我说。“她就在那儿。”

“是，”李神父说。“那就是她。”

“唔，”我说。“我想我要出去了。”

庭院里阳光灿烂，教徒们在长纸条上写着挽言。有许多大大的花圈，用白纸与竹条做成的，靠在教堂的墙上。在阳光中，我从刚才的惊吓中迅速恢复过来，我看着人们做着哀悼的事务。所有的老妇人刚才都在耐心等待我喝完咖啡，现在她们进了屋，向遗体致哀。

那妇人的儿子也在，一个五十多岁的人，看到一个外国人来参加他母亲的葬礼，叫他惊喜莫名。我说他的母亲总是对我很好，这让他更加高兴。这里有一个传统，由逝者的家庭在葬礼上派发小礼物，而她儿子给了我一些水果，还有一盒宏声牌香烟。我谢过了他，接受了香烟。很难想象一个更适合的葬礼礼物。

之后我去了茶室，张小龙，涪陵城里最好运的人，咧嘴笑着向我招手。他与几个老朋友在一起，我坐在旁边一张空桌旁。女服务生过来了，微笑着，问我要什么。

“洋鬼子要一杯茶，”我说。叫自己洋鬼子，是最容易，也最能解除人们防备心的笑话。在那个夏天，我开始用这个词儿来形容自己，而人们经常不知如何反应；有时他们觉得尴尬，试图说服我去用别的什么字眼。但我总是自豪地回应说些“我们洋鬼子有悠久的历史”或“我们洋鬼子有伟大的文明”一类话。

在茶室里，这是一个老笑话，在我与小姐之间，她在这儿工作。她掩了嘴笑，然后给我斟上了茶。我刚在街上买了报纸，现在我读着它等茶凉。

这是一个典型的日子，在茶室里，有几个人过来和我说话。在上午快要过去时，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女人过来，坐在我的桌边。我们聊了大约有十分钟。一个女人这么来接近我，略微有点不同寻常，但也没有异常到让我去想到什么。她的名字叫李佳丽，而她向我要电话号码。这也很普通——我总是把自己的号码给涪陵的人们。唯一的问题是有些人会在早上五点至七点间给我打电话，所以我常在睡觉时将电话线拔掉。我把号码给了李佳丽，没再多想。

一个星期后，我回到了茶室，而她又一次坐在了桌边。她穿着非常短而紧的裙子，上了浓妆。她并不漂亮，但她很成功地吸收了某一类小姐的做派，笑得太多，说话扮可爱，在每句话的尾端拖长声调。在茶室里工作的女孩不像她那样，而我看到她见到李佳丽在桌边摆POSE时，摇着她的头。那些老男人也盯着她看，甚至他们的鸟儿也似乎惊住了，陷入沉默。我能察觉到有些事要发生，而我并不明白是什么，我说声抱歉，付了钱，离开了。

李佳丽尾随着我出了茶室。“你去哪儿？”她问道。

“我得走了，”我说。“我要去吃饭，然后回家。”

我们经过了一家我常去的米粉店。突然间，我非常害怕这个女人跟我回家，被人看到她和我一起在校园里。“我要走了”我说。“我要在这家餐厅吃饭。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