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暴雨（第9/10页）

那些外国人是英国人，到了影片的结尾，他们洗劫了圆明园。片子中有一次拍卖会，一个相貌丑恶的红胡子英国人举起一卷画，说道，“这是中国最古老的画。”他要价一镑，但没人响应。在拍卖会后，他们把宫殿烧为焦土。

影片在凌晨一点后结束，其后电视上再无节目了。我出了门，在校园里走了一会儿。相比看鸦片战争的电影，走路的分神效果更好些。气温很完美，万籁俱寂，星光在白山坪的暗轮廓上闪动。我知道，这不是我在中国的生活体验的一个高点，不过这是一个愉快的夜晚，它是有所值的。

终于，在一个小时后，我入睡了。早晨醒来，我的耳膜破了，枕头上都是血。但我的脑袋不再疼痛，而我可以长途前往和平队在成都的总部——坐船要三个小时，巴士要四个小时。我去见了医务人员，他们帮我清洁了耳朵，让我休息了五天时间，坐在成都人民公园的茶室里。当我健康改善了，我回到涪陵，完成余下学期的工作。这事的主要后果是，有一个月的时间，我的右耳除了阵阵的铃铃响，什么也听不到。有一阵子，这种铃声很烦人，但很快我意识到这比听那些喇叭声还是要好些。如果你半聋了，那么选择在涪陵还是要好过在其他地方。

在六月30，所有的课程因为香港回归而取消了。倒计时的标志被移到了校园路边的一个显眼位置上，红色的横幅从宿舍楼上挂出来。彩灯与灯笼妆点了教学楼的走廊。

我的课程已经结束了。亚当早些时候已经离开；我可在两天后走，在我给期末考试阅卷之后。

在下午四点，同学们涌入了教室看电视。有一些特殊的电视节目，一直播放到明天凌晨的两点，而给学生们的时间表则是连续看十个小时的节目。他们挺兴奋，教学楼里充满笑声。

在九点钟，烟火在城市上空绽放，学生们叫着冲去走廊上观看。乌江上一条条红黄的色带，烟花的爆炸声响彻河谷。涪陵城的一切都被照亮了——商店，公寓的窗户，长长的江滨路——看似江边的这座城市在山上燃烧。

有一群群的小孩在校园中晃，他们在节日里总是这样，有几个小男孩跑到了我的办公室。我正在给卷子打分，王学松带着他们进来了，他八岁，住在我对面的公寓楼里。我另有一次关于他的记忆，在我问他谁是中国的敌人时。

“英国，”他很快回答。

“为什么？”

“因为鸦片战争。他们从中国手里偷走了香港。”

我问他在英国之外中国可还有别的敌人，他再次立刻回答了。

“日本。因为南京大屠杀。”

“还有别的么？”

“葡萄牙。”

我问他为什么，这次他想了一会儿。

“因为他们拿走了广州。”

我没纠正他的错误，我猜他指的是澳门。我问了他又一个问题。

“谁是中国的朋友？”

他皱皱眉头，把头转向另一边。“我不知道。”他最后说。

在香港回归的夜里，王学松和其他男孩在我办公室的家具上跳来跳去，兴奋地说个没完。我给了他们一些外国邮票，谈起了香港。我告诉他们我在英国住了两年，看起来他们很是吃惊——不过我还是经受住了。

到了十一点半，我的几个一年级学生来到了我的办公室聊天。他们是我最喜欢的——在起初，他们害羞地叫我头疼，但他们的热情很高，给他们上课总是享受。跟他们相处，没有和三年级学生的那种距离感，可能因为一年级的程度较低，我对他们的期望也是。在他们学习莎士比亚时，学得很好，难以理解为什么他们就是难以接受老师是一个外国人的事实。

我给一年级学生取了名字，这使得他们更有趣了。有些名字我是用了家里人与朋友的名字；在布置小组作业时，我经常把我的亲戚们聚拢起来，这样，我的妹妹安吉拉就会跟我的祖母多利亚一起作业，而我另一个妹妹艾米则与库诺，海蒂一起，那两个是她的孩子。其余的名字，仅仅因为我喜欢：普克，安飞尼，米兰达，拉特呀，阿莱，迈克，奥菲利亚，MCA。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构成了一个相当多元的群体——和涪陵的那种标准班级很不同，在那里，总是相似的背景，相似的想法。看起来，名叫拉特呀和奥菲利娅的学生，无可避免将会有完全不同的观点，对于几乎所有事物；至少那是我的幻想，因为多元，乃是我所怀念的美国的一部分。尤其是，住在一个几乎所有人都来自同一种族的地方，感觉相当陌生。整整一年里，我没有见过一个黑人。但在我的一年级班里，我有拉特呀和安飞尼，聊胜于无。我主要是喜欢上课前的点名，叫出的名字既有熟悉的，也有富于异国情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