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三峡大坝（第7/9页）

“你要小心点，”他说。“那儿有个扒手。”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亚当问道，但除了耸肩便无回应了。我看到类似的事情很多次，人们向我做手势要留意钱包，但他们从不直面小偷。当我向同学们问到此时，他们说每个人都知道公家车上有小偷，但谁也不会做什么。根据学生们说，人们害怕去反抗，但看起来原因不止于此。只要扒手没有影响到你个人，或者你家庭里的什么人，这就不关你的事儿。你也许会暗暗提醒外国人，因为他是来自国外的客人，但你不会冒任何风险。有时，最安全的做法，乃是在扒手下车后再提醒他。

同样的本能，形成了围绕在事故受害者旁的乌合之众，消极观看，但不做任何事予以帮助。在涪陵，经常会有群众围聚，但我很少看到他们在某种道德意识的驱动下，形成一个团体。我在个体主义的美国看到的团体倒多得多，人们形成一个社区，服务于个体，其结果就是，人们看到一个受害者，想到：我能想象作为受害者的感受，而且我应该帮助。当然，在美国也有引颈观望的，然而和涪陵就没法比了。在这儿，好像一般市民对陷入麻烦的人的反应是：那个不是我的兄弟，不是我的朋友，不是我认识的人，看他受罪挺有意思的。当这里出现了严重的车祸时，人们会冲过来，边跑边热切大叫道，“死了吗？死了吗？”

发展到后来，在涪陵，群众与乌合之众的界限就非常模糊脆弱了。有什么事儿发生了——一个事故，或者，更可能的，一次公众场合的吵架——就会一群人出现了，聚集起动量来，逐渐膨胀，只为了一个简单的原因——有什么事儿发生了。偶尔，为了一个简单的原因，聚集起的人数量级之大，就足以使得什么事儿发生了：吵架会升级，被观众驱动着，或者群众里的某些人会参与进去，戏愈演愈烈。

我为涪陵的群众即感到不快又深受吸引，部分原因是他们经常聚集在我身边。如果我在街上碰见一次吵架或者类似事件，而周围又聚了帮人，我肯定会停下观察。但通常，我观看群众的脸，而非表演者本身，在他们的表情中，很难看出别的，就只是一个简单的，热切的看：有些什么事儿发生了。

群众如此反应的地方，在中国绝不仅限于涪陵一处。无数的作家，中国以及外国的，都曾经关注过这种倾向。鲁迅，或许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学里最重要的一个人物，曾以强烈的情绪和挫折感描绘了共产党统治前的中国社会，在同胞需要帮助时，人们置之不顾。我在我自己学生的写作中也发现了类似的受挫感，尤其在他们编写关于罗宾逊来中国的故事中。许多故事的主题都是罗宾逊盗窃腐败官员，但另一个常见的主题乃是罗宾逊以行动助人，而群众消极围观。一个学生写道：

有一天，在街上，他看到了一个扒手掏别人的钱。与此同时，他发现了那女人周围的人们也看到了扒手的动作，但叫他失望的是，没有人挺身而出，阻止扒手。他们装作没有看见……

有那么多学生的故事描写了相似的场面，叫我震惊。而他们总是继续写到罗宾逊挺身帮助被群众抛弃的人——一个小偷的受害者，或者公开场合受欺凌的人，或者掉落河中快要淹死的人呢，而被一群乌合之众围观。对我的学生们来说，罗宾逊的行为就是英雄主义了，在群众无所作为时有所行动，而他们将其抬升为了理想，可见，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事儿很少出现。

我察觉到，关于人们对三峡工程的消极态度，这也是一个小小的理由。大多数的人们不会直接受到影响，所以他们无动于衷。尽管城市里有一大片区域将被淹没，在未来的十年中，这却不是一个社区的议题，因为这里没有一个我们通常所定义的社区。这里有许多的小团体，有许多的爱国主义，然而，就和全世界大多数的爱国主义一样，其更多是为恐惧与无知驱动，而非一个和祖国真实的情感联系。而且你可以操纵这些恐惧与无知，告诉人们大坝对于中国意义重大，尽管它可能会摧毁大江，摧毁江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