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聊一聊英雄(第2/4页)
《煎饼侠》的超强形式感要求每个明星都在扮演自己,很多人在听到这个概念的时候已经不接受了,因为那里面的“自己”并不是真的“自己”,是被角色化了的,很多人担心观众会当真。
戏里面演我女朋友的是郭采洁,这个角色是一个拜金女,她要求戏里的男朋友大鹏为自己买钻石,一直在消费大鹏。
因为演员要用自己的名字演,所以之前很多人都拒绝我了。
一直到电影开机,我都没有找到“女朋友”。
电影里有一场戏,是大鹏接到了一个电话,来电显示是“郭采洁”。但是在拍那场戏的时候,郭采洁还没有确定加盟,所以我拍了十几个版本,来电显示里分别是不同国内女明星的名字。我甚至还拍了一个万能的版本,来电显示名字是“宝贝儿”。
我感激郭采洁,她顶着很大的压力来演这个拜金的“郭采洁”,但是这个角色在电影里是必要的,我在最早构思剧本的时候,就知道这样的剧情会增加邀约演员的难度,可是任何一个故事体系里必须有冲突、困境和矛盾。在做事情的难易程度和最终呈现的好与坏之间,我选择以作品为先。我不会事情很困难就放弃对内容的要求。
只要大家看到的效果是好的,我愿意承受过程中的曲折。
Q:拍电影的时候有哪些痛苦的经历?
A:我觉得没必要放大电影制作的艰辛。
其他导演也都在经历同样的事情:长期的筹备、耗费心血的拍摄、枯燥的后期和需要疯狂烧脑的宣传策划。
因为情节的特殊性,《煎饼侠》的夜戏有50多个,在中国没有一部电影是这么做的。我们往往是下午开工,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有时候为了再抢白天的景,到了早上还不能停,直接拍到第二天中午,傍晚接着开工。
所有人都认为我是铁打的,不用睡觉,其实不是,收工以后太阳出来了,阳光很刺眼,我就把眼睛蒙上,在车里睡一觉。
如果把拍电影当成很苦的事情,那就真的很苦。我们可以换一种心态。我所理解的电影就是一个大玩具,不仅你在玩,身边的工作人员也跟你一起玩。好像大家一起在拼图,一块块把它拼出一个完整的样子。
我在片场等戏或者转景的时候,总会拿出我的吉他。2014年10月,《心花路放》上映了,主题曲是我好朋友郝云创作的,我经常会唱那首歌——《去大理》。
有一天晚上拍到凌晨两点多,我给郝云发了一条信息,说又在唱《去大理》了,他突然提出来要到现场看一看。当郝云拎着夜宵突然出现的时候,整个剧组都燃了,他们第一次听到了现场最原汁原味的这首歌,有的人像小粉丝一样,拿出手机录郝云的演唱会。
那一瞬间,我感觉特别幸福。
别人回忆起一部电影拍摄的时候,都会提到有多辛苦,我想到更多的是这样的温暖。
Q:《煎饼侠》漫长的筹备和拍摄,会不会让你错过了其他的表演机会?
A:构思《煎饼侠》的时候,我曾经去香港拜访过周星驰先生。
我们相处了几天,我跟他聊《煎饼侠》,他跟我聊《美人鱼》。他非常喜欢《煎饼侠》的构思,也很认真地邀请我加入《美人鱼》的导演组,并希望我能够参演。
那时候我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是做自己处女作电影的导演,还是做星爷团队的成员。我相信《美人鱼》注定会是非常棒的一部电影,这是很好的学习和提高的机会。但是两部电影的开机时间太近了,《美人鱼》是十月,《煎饼侠》是九月,星爷问过我能不能早点开机,结束以后过去。
有一些事情是很奇妙的,不要把一些自然发生的事情都当作是“错过了机会”。
我想了一下自己的情况,我希望《煎饼侠》能有充分的时间准备,否则一定会给作品留下更多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