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暗藏在帝国的边缘（第9/12页）

成都从来就没有作为帝国文化中心这样超凡的实力，这不只是因为中国的城市不管是首都还是地方性府、州、郡的城市格局，都是中央集权制下高度集中的。城市的功能不像英美工业化国家的城市功能出现某种分工与合作，而是将多种功能容纳于一座城市，使这座城市的功能看上去庞大，实则每一个功能都处于互相制约而萎缩的状态。这样的情形，自然就会使文化人——自然包括某些官僚，因为古代的科举制度造就了文人与官员在某种意义上的融合——的入川大半是因着其他被动的原因，如战乱逃难，如宦游失意等，而非自愿。王勃、杜甫、陆游就是这样的典型，这样的文化人对成都来说，算得上是过路文化人，成都的物质生活虽然让他满意，但很难留住他的心。抗战时大批的高校及作家、学者、教授内迁至蜀地，但抗战一结束，鲜有留下来的。蜀地的文化虽因他们的到来有一定的建设和积累，但毕竟时日较短，而且由于战后一窝蜂地迅速撤离，反而造成新的文化延续上的伤害，无法弥补，因为文化的发展仰赖于它的创造性和绵延性。

成都或者说四川从大的方面来讲，在国家危急的时刻，它的作用胜于承平之日，如唐玄宗、唐僖宗因战乱奔蜀，宋代的战事如对金、西夏，尤其是南宋时对蒙古的抵抗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南宋偏安于杭州，其衰亡被延迟，四川居功至伟。抗日战争四川对国家的贡献有目共睹，无论是人力、物力还是财力诸方面均出力甚巨。但一至承平之日，其发展虽不落后于有些城市，但要像有的沿海城市那样尽显英雄本色，恐怕甚难。

这就表明，成都在农业社会中的作用更多是守成型而非进取型，更不是具有敢为天下先精神的先锋型，这一点颇像儒家思想在中国现实社会运行中的境遇。作为一个时代的探路者——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行动上——成都都是不行的，其保守闭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远离海洋的内陆城市，在一个庞大的专制帝国易于守成而非开拓，似乎也是必然的。

再从人口迁徙来看，从古至今，成都人口的进出是不平衡的，进入的多而迁出的少，除了像宋末或明末，很少有主动大规模迁出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在成都人口迁徙规律中没能做到，这自然与中央集权下的户籍管理制度，是以限制人的自由为目的的人事管理制度及其思想有关，但不能忽略成都人口迁徙的自身特点。这特点就是入蜀的人的素质相对较低，而较少的出蜀者其素质却相对是较高的，如宋末四川士人因战乱出蜀，导致蜀学的彻底式微。当然你可以说蜀学的兴起缘于唐五代的战乱大批北方士人入蜀，这确实是不争的事实。但像这样的人口迁入，在四川迁徙史上是较少的，尤其是清代的“湖广填四川”，其整体素质并不算太高，几乎都是在当地没有恒产的底层人，清朝前期四川地区考中进士的较其他省份偏少，其因素固然很多，但从以上论述不难看出端倪（李朝正《清代四川进士征略》）。

移民文化素质，对以后人口素质的构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天的深圳就是一面镜子。文化人不管因何种原因入川，但多以唐宋时期为主，如前述的卢照邻、王勃、高适、杜甫、白居易、刘禹锡、李商隐、陆游等，时间越晚近，越是很少有著名文化人入川，只有到了清代末期才有王壬秋到尊经书院任山长。抗战是个例外，那是将整个临时的首都安到四川境内来了的原因。如今人才流动上的不平衡，就更是如此，好的人才往更具冒险的、机会更多的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移动，靠市场的活力调节，而流入成都的人的整体成就和素质都要稍欠于他们，这只不过是古代人口流动的现代版（大规模民工外出打工是另题，应单独探讨）。而且文化人之入川，也多半是因其不顺意，成都这个温柔乡，只起着在一定程度抚平心灵创伤的作用，一旦稍有好转，他们绝不久待，并决计离开。国家亦是如此，成都包括四川历来作为“王业之基”——秦并巴蜀以灭六国，刘邦定三秦到隋人平陈，宋人定江南等均是如此，但“王业之基”绝不是王业本身，王业本身要在长安、北京、杭州等地建立，绝不会在巴蜀的任何地方，巴蜀只是一种可堪利用的过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