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暗藏在帝国的边缘（第2/12页）

文人或者带文人气质的官僚，从险道贫瘠之地到了富饶的成都，粮食果蔬，一应俱全而又物美价廉，所费不多，“地富鱼为米，山芳桂是樵”（田澄《成都为客作》），一个人收入不丰，也可维持一种相对余裕的生活。即便有诸多的不得意，也还是想就此终老。譬如老杜刚到广元五盘岭时，就迫不及待地说“成都万事好，岂若归吾庐”（《五盘》），这就表明一天都愁眉苦脸的老杜，从一开始就对成都不大满意，但他在成都时还是作过一首《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中有“应须美酒送生涯”“谁能载酒开金盏，唤起佳人舞绣筵”等句，后来李商隐本其意而作《杜工部蜀中离席》，其中有名句“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直把成都的诗酒生活写得让久住成都的我辈也十分向往。陆放翁更是深感“芼羹笋似稽山美，斫脍鱼如笠泽肥。客报城西有园卖，老夫白首欲忘归”（《成都书事二首》）。好吃的东西又多，又有人卖上好的园子，长住此处终老，真是美事一桩。以至陆游后来屡次动情地说“未尝一日忘蜀”。

当然这只是文人们的感怀，文人们的胸襟，文人们的志向。丰饶富庶的物产，能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继之以闭塞之交通，配以天险大山之屏蔽，使得四川尤其是成都的生活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有时竟如世外桃花源，给人以一种变化极慢的感觉，有时好像外界一切变化与成都无关。这正是成都给文人及一些落泊官僚的慰藉及魅力所在。

但有些执掌四川或成都权柄的人却不这么想，他们不像文人那样闲适及容易满足，尤其是国鼎衰微之时，兵事四起之际，他们想的是如何在朝代更迭的舞台上，捞取自己出头的资本，以便也趁机过足皇帝瘾。他们所仰赖的资本也完全是文人及落泊官僚想在成都终老的两个充分条件：一是有天险大山之屏蔽，交通不便，外界不易侵扰，即便有中原政权的存在也鞭长莫及；二是物产丰饶，水旱从人，百姓有一般的生活保障，如若割据，则有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可以不假外地而自足自救。这就给割据一方的政权的正常运转，提供了较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加之才割据的统治者一般都对民众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得民众乐于在割据政权下生活而不作丝毫之反抗，除非到了割据政权的苛捐杂税多到民众不能忍受的程度，他们才会做出自己的反抗。

这就说明，四川的民众对于割据政权的正统与否考虑得相对较少，加上前述的蜀人好别财异居，这都是儒家文化对巴蜀地区的侵入逊色于中原地区所必然导致的反应。也就是说，不管你谁统治，只要我有饭吃，能够过上相对安稳的生活，我都并不反对。换言之，谁统治，对于我来说还不是混口饭吃？只要谁让我把饭吃饱，甚至吃得更好，我就拥护谁。这也是蜀人实用哲学及善于应变的具体表现，也是对儒家传统礼教所谓君权神授、真命天子之类正统观念的反叛，蜀人并不是从理论上来反驳它，而是从利益驱动的本能出发来回击那些不近人情、不合情理的东西。

因此，我们便不难看见，巴蜀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割据的渊薮。可以概而言之，一部成都历史几乎就是割据政权和统一王朝的地方政权交替相连的历史。每当王朝衰微，其在成都的地方政权的执掌者就会思谋另立政权，或者假其他拥兵自重者之手，割据四川，与衰落的统一王朝抗衡，要么被苟延残喘借用它力或用安抚手段化解，要么式微之王朝也自身不保，自顾不暇，尽管四川地区在其王朝的经济赋税中占据着相当的位置，但其僻处西南一隅，不能挽救，只好眼睁睁地看割据政权统一自成小国。于是我们就会屡见柴燎告天、黄袍加身的戏剧，于是仿统一王朝的皇城、皇宫、皇陵在许多割据政权屡有兴建，以增添成都这个王气不足的城市，获得几乎虚妄之王气。因而普遍看来，割据政权所统治的时间都较短暂，使得文人千载以来忍不住怀古感叹：“五丁力尽蜀川通，千古成都绿酎醲。白帝仓空蛙在井，青天路险剑为峰。漫传西汉祠神马，已见南阳起卧龙。张载勒铭堪作戒，莫矜函谷一丸封。”（杨亿《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