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审察时光的秘密（第5/15页）

游乐与工作

我们现今常批评成都人工作像玩乐，玩乐就是工作，将两者混淆在一起。其实这并非今日成都人的“独创”，追流溯源，实在有其来由。成都人的闲适是很有名气的——比如说成都人平均的起床时间可能是全国最晚的，街巷中步行的速度是最慢的，茶馆的营业时间可能是最长的——这种名气从古代即已传开。这里蕴含一个相当简单的道理，就像饱暖思淫欲一样，物产的丰饶，生活的相对稳定，必然给该地的人民个性、民俗风情诸多方面带来极深的影响。

历史上，唐宋两代是成都最为兴盛的时代，繁荣的经济和丰富的文化，最能见出许多与今日成都相同的遗脉。宋代佚名所著的《岁华纪丽谱》（一般认为本书系元人费著所著，但我赞同谢元鲁的考证）一书开篇辟首即断言：“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换言之，西蜀大地都有游赏之俗，而成都为最，游赏在成都有着相当的物质和群众基础——地大物繁和俗好游乐两者缺一不可，只有其中任何一点都不可能形成大规模的游赏盛况。北宋吕陶说：“夫蜀之四隅，绵亘数千里，土腴物衍，资货以蕃，财利贡赋率四海三之一，县官指为外府。”（《净德集·成都新建备武堂记》）由此不难看出，不特是成都，就是成都周边地区，亦是非比寻常的富庶，同时也就形成了一个以成都为中心的物质与文化的繁盛地区。更为关键的是，“既富且庶，役寡赋轻”，因此“古为奥区，今犹壮观”。于是“俗尚游乐，家多宴乐”，这就是宋人刘锡在《至道圣德颂》里所描述的成都景象。以至于清代学者纪晓岚得出一个颇富总结性的结论：“成都至唐代号为繁庶，甲于西南。其时为之帅者，大抵以宰臣出镇，富贵悠闲，岁时燕集，寝相沿习。……其侈丽繁华，虽不可训，而民物殷阜，歌咏风流，亦往往传为佳话。”（《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岁华纪丽谱》提要）

纪晓岚总算还解风情，虽然也要说“侈丽繁华，虽不可训”之类冠冕堂皇的官僚废话，但他终究要说“歌咏风流”“往往传为佳话”这样的文人评语。而且他更看到了一个显著的事实，那就是在唐宋两代，因成都为富庶之地，出掌成都的人多是政坛上的重臣，可见成都之重要。当然作为形成成都风俗民情的要件之一便是这些执掌成都权柄的人，有着“富贵悠闲，岁时燕集，寝相沿袭”的心态和做派。此种榜样之作用，其力量真可谓无穷，我们不妨以一个事实从侧面切入。

大抵在1056年8月，朝中重臣听说仁宗皇帝要用一位本来就喜欢游乐的著名文人——宋祁去执掌成都的权柄，反对的人非常多，其中尤其宰相反对最为猛烈。宰相的理由是：“蜀风奢侈，祁喜游宴，恐非所宜。”意思是说，宋祁的个性有太多与成都相合的地方，去了将把成都人民“教坏”，自然这里面含着成都的繁盛对宋祁的“软化”。但是仁宗皇帝不信这套，似乎相信宋祁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最终，当然还是宰相反对得有理，宋祁在成都奢侈过度，过着神仙的日子，其举动闻名于朝廷，因而数次受到台谏的攻击。像宋祁这样在成都奢侈过度，自然不足为怪，成都有其奢侈的物质基础，而他本人又有奢靡的爱好，在成都当然是如鱼得水。不过由于他经常受到攻击，因此两年零两个月（1056年8月至1058年10月）后便被调走。古代当官走的是开科取士的道路，因此凡是当官的都能写几句诗，尤其是诗歌写作还被作为考题的时候，就更是如此。不用说，宋祁自然一边做官，一边吟诗作赋，面对成都这样的美景及繁盛之地，更是不能无诗以记。当然他的诗中在他看来最为切要的无非是：“此时全盛超西汉，还有渊云抒颂无？”（《成都》）物质和文化上的繁华超过西汉已经很多，怕的是没有扬雄、王褒这样的“歌德”高手来给盛世唱赞歌。此中已然透露了宋祁喜粉饰、重游乐、好燕集的本性，看来别人说他来成都“恐非所宜”，也并不全是诬枉之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