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高宗后期的帝国与武术世界（1759年—1799年）（第2/13页）

更加严重的问题是，天地会的总部因为远离了中国本部，居住在回部居民之间，他们代表汉族民众的合法性无形中被削弱了。另外，在香妃死后，陈家洛为了缅怀她，不顾文泰来和徐天宏等人的劝诫，皈依了伊斯兰教，他的宗教老师据说正是著名的阿凡提。310他随后与霍青桐结婚，在师长和妻子的影响下，他在许多方面都变得更像一个维吾尔穆斯林，这是正统的汉民族主义者所不愿接受的。仅仅几年之后，天地会的总部就逐渐从武术世界中被边缘化了。

陈家洛的授业老师袁士霄在听说鹰夫妇，特别是曾是他前任女友的关明梅惨死后，感到极为悲恸，此后心灰意懒，一直隐居不出。陆菲青不愿意随天地会躲在天山，他返回武当山的真武神庙，宣誓成为一名道教修士，称号为“无青子”，掌管了马真死后一盘散沙的武当。在数世纪前门派政治的鼎盛时期，武当掌门的显赫地位本可以大有所为，但在18世纪中叶，门派本身早已衰落，门人弟子们各行其是，无法再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活动。陆菲青只能以道教修士的身份祭祀神灵和教授学徒，长年蛰伏不出。

不过，将这一时期清廷对武术世界的政策都归结为严酷镇压是不公正的。应该说清帝国的手腕变得更为精细而多元化。与整个武术世界为敌既缺乏效率也招来危险，哪怕仅仅为了镇压武术世界的叛乱分子，也需要相当多的合作者。因此在18世纪60年代的一个显著变化是，许多知名武术家都被吸收进了清政府，担任有分量的官职，而其中主其事者就是曾被红花会所劫持的福康安。

天地会虽然劫持过福康安，但并没有对他进行人身伤害甚至过多虐待。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本人的重要身份，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是陈家洛的亲侄子，特别是二人面貌的相似，使得其他天地会成员不免有心理上的敬畏感。总之，福康安在1760年毫发无伤地被释放回北京。这段经历给这位显赫的年轻贵族造成了心理阴影，也助长了他对武术世界的好奇。

不久后，福康安主动向高宗请缨，要负责官方此后对武术世界的行动，其最终目的是将这一蕴含潜在巨大危险的社会领域彻底驯服。此后几年中，他招揽了许多武术精英，组建起超过六十人的、阵容强大的武术家集团，包括太极门的陈禹、少林的古般若、南方天龙门的殷仲翔和雷电门的褚轰等知名人物。311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三个颇具声望的门派的掌门人：八极门的掌门人秦耐之、八卦门的王剑英和鹰爪雁行门的周铁鹪。武术家们大都被授予了校尉以上的武职，几位掌门人更被赋予了参将级别的品衔。武术家们不仅保护了福康安的安全，也令清廷对武术世界拥有详细的了解，得以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或许是因为在天地会时和骆冰等人的接触，福康安对女武术家也有非常的兴趣。在1765年春，在福康安南下为高宗南巡作预备时，他在山东武定邂逅了一位镖师的女儿马春花并引诱了她，马春花为他生下了一对双胞胎私生子，即福尔康，福尔泰。数年后他派人将马春花及其两个儿子接到北京，一度十分宠爱。不过他的母亲对此十分厌恶，不久后就下令赐死了马春花。

福康安的武术家集团令他得以将触手伸到武术世界的各个角落，通过两栖性的武术家群体作为中介，许多名义上与官方无关的武术势力都成为清廷的合作者，其中一项重大成是田虎所创立的天龙门，在这一时期的掌门人田归农和清廷一直有秘密往来。此人与1769年的全国掌门人会议密切相关。在论及此次大会之前，需要先了解若干背景事件。

胡苗范田家族的仇杀

如上文所提到的，苗范田诸家族自清初以来就是汉人复国运动的坚定支持者。但与胡逸之后代的反复仇杀损耗了他们的实力。自18世纪40年代后，随着天地会的复兴，范统家族领导下的“兴汉”丐帮由于和天地会的旧联盟也再度兴起。这一古老帮会被范家把持，式微已久，但仍然有深厚的势力基础，并以其坚定的民族主义立场受到武术世界的崇敬。另外，苗美的后裔苗人凤（1720年1780年）是一名罕见的武术天才，被称为“金面的佛陀（Golden Face Budha）”，自称“打遍全国，永不失败”。“没有尘埃”修士曾经叫嚣要和他较量，但后来也偃旗息鼓。苗人凤并没有公开竖起反清的旗帜，但他暗中相助他的朋友、武术造诣相对平庸的丐帮帮主范七进行了多次反清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