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中华武术世界的形成期（960年—1094年）（第4/11页）

虽然少林寺处于武术世界的核心，但也有自身显而易见的弱点。作为一所佛教禅宗思想主导的武术学院，它缺乏全国性的组织（仅在福建莆田有一所管理独立的分校），不参与实际的军事作战，也不公开谋求政治权力。它直接控制的势力范围甚至不超出嵩山地区，这使得它更多地处于精神领袖的地位，而难以直接出面凝聚武术世界的主流势力投入反异族斗争，但丐帮的诞生正好满足了这一需要。

丐帮，正如我们在上章所提到的，虽然可以上溯到唐末的流民战争时期，但真正形成稳定的组织是在北宋初期。乞丐的存在是跨文化的普遍现象，但乞丐帮会则依赖于一系列具体社会条件才可能出现：首先，需要有大量人口脱离农业，进入城市；其次，它只能存在于一个贵族等级结构解体，政治权力控制松散的平民社会，否则大量乞丐很容易沦为私人的部曲或奴隶；再次，这个社会要相对比较富裕，以至于可以供养一个庞大的行乞阶层，当然也不可能太富裕，否则乞丐也就不复存在。

宋代完全符合这些条件，事实上也是第一个能够符合这些条件的中国王朝。中古士族社会的崩溃和平民社会的形成为江湖世界的出现提供了平台；工商业的繁盛使得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其上层成为官员和商人，中层成为工人和仆役，下层则沦为乞丐。虽然他们已经失去土地，但却惊喜地发现在大城市中行乞也胜过在家乡进行辛劳而收获微薄的耕种。

在此需要稍微提及城市结构的变迁。在宋以前的社会，主要城市是由戒备森严的里坊结构组成，一座城市由若干不大的里坊组成，每一个里坊是由高墙围城成的方块，内部有街道和居民，在街道中心有警戒塔楼，每天击鼓实行宵禁。不用说，在这种严密的控制下，即使有个别乞丐的存在，也难以形成庞大的帮会势力。在宋代初期，统治者试图照搬之前的城市方案，但很快在新兴的商业化浪潮前崩溃，坊墙被拆除，如今天城市一样的沿街开设店铺成为常态。85最终形成了人们在《清明上河图》所见到的城市景象，这种新的城市结构也成为丐帮等城市帮会兴起的依托。

乞丐帮会本身在理想上是乞丐的互助组织，一个孤立的乞丐是社会的最底层，可以被他人随意欺凌。但如果加入帮会，则会得到来自其他乞丐的庇护，但需要从行乞收入中缴纳一定的比例给帮会组织，如果遇到雨雪天气，无法行乞或濒临冻死时，帮会也会提供一定的衣食。每个城市中的乞丐头目，俗称为“团头”，倚赖其他乞丐的供养，有一定的资金和田产，生活条件较一般乞丐为优裕。86

这种帮会组织往往是地域性的，但是宋朝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商品的广泛流通也催生了真正意义上全国性乞丐帮会的出现，即所谓丐帮。87由于宋代的学者‐官僚对于底层社会的漠视，这一当时新兴帮会的具体起源目前难以无从考证。目前所知道的最早的领袖是第五代的汪剑通，他活跃于11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很显然，如果汪是第五代领袖的话，那么之前四代，即使每一代的统治时期都有二三十年之久，也只能上溯到北宋初期，而事实上代际的变迁或许并没有那么缓慢——在汪剑通之后百年的洪七已经是第十八代了。或许真正全国性的丐帮只是在11世纪初才出现。无论如何，这和之前我们的论断是一致的：丐帮——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江湖世界——的兴起和宋代商业社会的形成有着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在丐帮流传的武术中，以“打狗棒法”（Dog‐Beating Stick Techniques）和“降龙十八掌”（18 Subduing‐Dragon Palms）最为著名，这二者都有浓厚的象征意义。“打狗棒法”是使用木棒对敌人和野兽进行打击，再明显不过地代表了丐帮的社会底层属性，反映出底层帮众和狼狗厮杀的经验，而“降龙十八掌”与之不同：它拥有高贵的起源，来自于古老而晦涩的《易经》经文，是地位尊崇的中国古典文明的产物。显然是中国文化精英的创造。由此表明了丐帮的双重属性：既是代表底层的民众和社会上层相对立，也是代表汉族文明和异族的威胁相对立。我们可以看到，在长时段上，这一双重特性贯穿了丐帮从宋朝到清朝的整个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