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第4/8页）

梨山乡焕然一新。除了搞好这个花卉基地，抓日常工作之外，我还办了二件大事：一是投了三十万给梨山乡小学，盖起一幢三层楼的教学大楼，是全县最好的乡级小学。再穷，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我没把这句刷在马路围墙上的石灰语录当成广告。二是修马路，把通过县城的那条晴天三尺土雨天三尺泥的烂路改造成一条两车道的沥青马路。总共投资一百七十万，乡里拿了三十万，问县里要了二十万，再直接找省财政厅专款专用拨了一百二十万。没问老百姓要一分钱。

我的事迹引起了县、行署、省政府的高度重视，被视为敢想敢干有魄力的年轻干部。各级部门的宣传部开始树我这个典型。当时全国的政治大气候是鼓励能人，鼓励农村搞深化改革，把以建立农村生产责任制为中心的农村改革第一阶段转向改革农村经济管理体制、促进农村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农村改革第二阶段。在这一年的一月一日，中共中央就发出“一号文件”，要求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逐步把价格放开，真正按价值规律办事，做市场调节的文章；要求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继续贯彻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面向市场，因地制宜，使农业内部各个方面协调发展，逐步实现农村产业结构合理化。

一九八六年，我做了梨山乡的一把手。这从副到正，无异于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讲的惊险的一跳，许多人做了二十年的副乡长、副书记，就拿不掉前头这个“副”字，我这个从政两年的后生以火箭一般的速度把他们甩在身后。靠的是什么？岳父是一方面，“朝中有人好做官”；自己做出来的成绩是一方面，“稀泥糊不上壁”那也不成；更重要的是机遇太好，还遇上贵人。老书记姓龙，是南下干部，没多少文化，平时话不多，却什么都看在心里，大力支持我的工作不提，去年底退休了。县里召开会议讨论人事。老书记不请自到，向县委书记递报告，推荐我接任。有人说，小李还太年轻，得有人替他把舵；有人说，李国安这人成绩不少，毛病不少，有点好大喜功。老书记在会议上拍了桌子，说道，“梨山七万百姓需要这样好大喜功肯为他们办实事的书记。”第二天，老书记得了脑溢血，县里派人去慰问他，他已经不能说话，示意家人拿来纸笔，用颤抖的手写下一行字：梨山需要李国安。

等我听闻此事后，老书记已经去世了。县委罗书记把这张纸条递给我，拍了拍我肩膀，只说了一句话，“你要对得起龙书记。”现在，还有龙书记这样的官吗？凭心而论，我在梨山前后从政三年，对得起龙书记对我的信任，对得起梨山百姓对我的厚爱。不敢说所有人，十有八九吧。八八年，我离开梨山，就像戏剧里演的那样，许多村庄的百姓自发来到乡政府门口为我送行，鞭炮响了一天，几个白发苍苍的老者不送锦旗，捧上了一把万民伞。一些村人还请愿，说，请政府把李书记给我们留下吧。我当时哭了。真有一种圣洁的感觉。觉得自己这三年苦没白累，三年的心没白掏。

这年春天，双喜临门，我的儿子李君强出生了。“君子自强不息”。君字也有纪念那一捧神奇的君子兰之意。

我与陈映真聚少离多。大家别笑，连过夫妻生活，进行到半途，我也会突然跳下她的身体，把她晾一边，拧开台灯，趴桌上，抓起笔，把脑袋里出现的主意形成文字材料。

我真是被鬼迷了心窍。总觉得是天降大任于斯人。有大把的工作要做，工作总也做不完。梨山那二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我是用脚量过几遍的。

陈映真生孩子的时候我没在她身边，坐月子时，我只回来过一趟。别人的老公对自己的妻子整天嘘寒问暖，我十天半月不打一个电话。她倒是三天两头给我电话，我随口应付几句，就把电话挂了。有时，工作上遇到难事，还对她发火，对她大吼，把自己的不高兴发泄到她头上。她都默默承受了。她偏偏也是一个要强的人，产假没休完，又去上班了。家里请了一个保姆与我母亲一起带孩子。我们根本没有这种念头——地球少了你，照样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