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 索尔兹伯里（第20/28页）

见到刘易斯先生以后，他的情绪明显地大为改观。他跟这位美国参议员相互就像老同事那样亲热地打招呼，而且在那天剩余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俩都待在一起开心地谈笑忆旧。事实上，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刘易斯先生跟杜邦先生这么几乎寸步不离其实对于达林顿勋爵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因为爵爷自然是切望能够在讨论正式开始前，先跟这位著名的人物进行一番密切的个人接触的。在几个场合，我都亲眼见到爵爷试图把杜邦先生拉到一边好私下里说几句话的，可是刘易斯先生却每次都故意插进来作梗，笑嘻嘻地说一句类似这样的话：“请原谅，先生们，但是有件事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如此一来，爵爷很快就发现自己不得不去听刘易斯先生讲他更多的趣闻轶事了。不过除了刘易斯先生之外，其他的客人或许是出于敬畏，或许是因为敌意，都刻意地跟杜邦先生保持距离；这一点即便是在当时普遍都心怀戒备的气氛下都显而易见，而这也似乎更加凸显了这样一种感觉，即杜邦先生果然是能够左右未来数日会议的最终成果的关键人物。

会议在一九二三年三月最后一周的一个下雨的早上正式召开，为了顾及很多与会者“不宜公开”的性质，会场特意设在会客厅这样一个有些超乎想象的地方。事实上，在我看来，这种“非正式”的做派已经达到了稍显滑稽的程度。这样一个相当女性化的房间里挤满了这么多表情严峻、一身深色正装的绅士，有的沙发上一下子并肩坐了三四个人，这一场景本身就够古怪的了；而且有的与会者又是如此坚决地一定要维持一种“这不过是次社交活动”的表象，居然到了不惜为此而将一份打开的报章杂志故意摊放在膝头上的程度。

在第一个上午的会议进程中我因为不得不频繁出入于会客厅，所以无法完全跟进会议的整个过程。不过我记得达林顿勋爵的开场白是首先正式欢迎各位嘉宾的莅临，然后就概述了一下需要放宽《凡尔赛和约》诸多条款的苛酷规定这一强烈的道德诉求的基本内涵，强调指出了他亲眼目睹的德国人民正在承受的巨大苦难。当然，这同样的感想我之前已经在很多场合听爵爷表达过了，可是他在这个庄严的场景中的发言句句出自肺腑，是如此令人信服，我不禁再次为之而动容。大卫·卡迪纳尔爵士接下来发言，虽然我错过了他发言的大部分内容，不过感觉基本上更偏重技术性的层面，而且坦白说我觉得是有些高深莫测。不过其基本的要旨似乎与爵爷的意思非常接近，他的讲话以呼吁不要让德国再继续赔款以及法国军队撤出鲁尔区做结。那位德国伯爵夫人紧接着发言，不过这个时候我不得不离开会客厅相当长一段时间，具体原因已经不记得了。等我再次进去的时候，来宾们已经开始进行开放式的讨论，而这些讨论的内容——大部分是关于商业贸易和金融利率的——就不是我能理解得了的了。

至少据我的观察而言，杜邦先生并没有参与到讨论当中，从他那闷闷不乐的行为举止上也很难看出他到底是在认真倾听别人的发言呢，还是全神贯注在别的思绪当中。在某个阶段，我碰巧在一位德国绅士的发言中间有事要离开，杜邦先生也突然站起身来，跟我一起走了出来。

“管家，”我们一走进门厅他就说道，“不知道能不能叫人帮我换换脚上的纱布。它们现在搞得我不舒服极了，根本就听不进那些绅士们在说些什么了。”

我记得，我在请求肯顿小姐给予协助以后——自然是派人送去的口信——就把杜邦先生安置在弹子房里坐等护士的到来，正在这时第一男仆急匆匆地从楼梯上奔下来，面带痛苦的神情告诉我家父在楼上病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