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简介（第2/5页）

辞彭泽令，是陶渊明一生前后两期的分界线。此前，他不断在官僚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做选择，隐居时想出仕，出仕时又要归隐，心情很矛盾。辞彭泽令后，他坚定了隐居的决心，一直在家乡过着躬耕隐居的生活。其后二十多年间，他又经历刘宋代晋的政治大变动，刘裕有诏征他为著作郎，他称病不赴。后来人们也称他为陶徵士，表示他是受到朝廷徵聘的人。尽管因生活艰难，“遂抱羸疾”，但始终不肯改变固穷守节的志向。

义熙十四年（418），江州刺史王弘仰慕陶渊明的名望，想跟他结交，亲自前来访问，陶渊明推说有病，不肯相见。后来他对人说：“我的性情跟世俗不合，又因害病呆在家里，并不要卖弄什么高洁的志趣来追求声名，哪里敢让王公的车子绕到这儿来以显示我的荣耀呀！”王弘打听到他要到庐山去，就派朋友庞通之等带了酒，在半路上等他。陶渊明并不推辞，就跟朋友们一起在亭子里喝酒，酒喝得很高兴，不想往前走了。这时，王弘才出来跟他相见，一起高兴地喝酒。陶渊明没穿鞋子，王弘要手下人替他做一双；没有脚的尺寸，陶渊明就把脚跷起来让人量。王弘请他进城，问他坐什么，他说脚有毛病，坐竹轿，就叫一个门生和两个儿子用竹轿抬着他进城。到刺史衙门里，谈笑自如，丝毫没有羡慕富贵的神气。后来王弘要见他，往往到树林边湖边守候。有时候知道他没有酒喝，家里没有米，就叫人拿酒和米去送给他。

陶渊明刚归耕时，生活还过得去。但时间长了，又连遭火灾、天灾，就不免经常挨饿。他晚年的心情是愤慨的，也是寂寞的。宋文帝元嘉三年（426），檀道济做江州刺史，慕他的名望前来拜访。那时陶渊明已饿得又瘦又病，卧倒不起来，檀说：“贤人出处，天下无道就隐居，有道就出来。你生在当今盛世，为什么要如此为难自己呢？”陶渊明答：“我怎么敢比贤人，我的志趣够不上呀！”檀道济送给他粮食和肉，他挥手叫檀拿走，不肯接受。也许由于衰弱多病，心情恶劣，他不再愿意和这位新任江州刺史的贵人打交道了，更不再有什么怕得罪贵人的顾虑了。

宋文帝元嘉四年（427），陶渊明在寂寞中去世，享年六十三岁。去世前，他写了那篇有名的《自祭文》，文章最后说：“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呼哀哉！”这成为他的绝笔。死后，他的朋友颜延之等认为他“宽乐令终（寿终）”“好廉克己”，私谥他为“靖节徵士”。颜延之还写了一篇《靖节徵士诔》哀悼他，这篇诔文是研究陶渊明的重要资料。

前人称陶渊明为“隐逸诗人之宗”。他的隐逸并不只是一种避世行为，与他同时和前代的隐士都大不相同，而具有深刻批判社会现实的积极意义。当他决计归隐的时候，东晋其实并无真正的隐士，士大夫普遍放达虚诞、骛求名利，桓玄篡位时，找人冒充隐士，“以前世皆有隐士，耻于己时独无，求得西朝隐士安定皇甫谧六世孙希之，给其资用，使隐居山林，征为著作郎，使希之固辞不就，然后下诏旌礼，号曰高士，时人谓之‘充隐’”（《资治通鉴》卷一一三）。当时号为“浔阳三隐”之一的周续之，也被刺史请出讲《礼》校经，受到陶渊明的嘲笑。在这样的时代风气中，陶渊明始终坚持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态度，极其难能可贵。

出处仕隐是古代中国士人首先面对的人生抉择，这一抉择直接关系到士人如何实现人生的价值，如何安身立命，如何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多数士人会选择出仕，只有极少数选择归隐。就整体而言，仕是士人生命的主旋律，隐是士人生命的变奏；仕是士人生命的基调，隐是士人生命的变调。再则，从热衷于仕宦的士人来看，他们的心灵深处未尝没有拂袖绝尘的心理潜流；而那些身在林泉的士人，他们的心灵深处未尝没有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仕与隐像八卦中的阴阳鱼一样构成了中国古代士人、诗人心理的两大情结，这盘踞在士人心灵深处的两大情结之间保持着一种动态的平衡，时而相安无事，时而激烈交锋。陶渊明的一生，就是仕宦情结与田园情结反复交替与激烈碰撞，在“贫富常交战”中最终固守穷节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