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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差一点把我们逮住，”施瓦茨说，“在马赛负责Service des étrangers [77]的地方官，运用他力所能及的一切办法来拯救难民。我仍然一心想要弄到一张美国的签证。在我看来，一张美国签证也许甚至可以抑制癌症。要弄到一张签证——这一切你全知道——你必须证明你处于极端危险之中，或者你必须被列在美国拟订的知名艺术家、科学家或是知识分子的名单里面。仿佛我们这一大批人都没有处于危险境地似的——而且仿佛人并不是彼此平等似的！普通人与要人之间的这种差别，岂不带有低人一等的寄生虫与超人相对立的纳粹观念的意味吗？”

“他们不能把人人都收容嘛。”我说。

“不能？”施瓦茨反问道。我没有回答。有什么可回答的呢？是和不是都一样。

“那为什么不去收容那些被剥夺得最惨的人？”施瓦茨问道。“那些没有名姓和没有名望的人。”

我还是一声不吭。施瓦茨有两张美国签证——他还想要些什么呢？他难道不知道美国人发给任何人一张签证，必须凭这样一个条件，那就是要有人在那边写下宣誓书，保证这个人将来不会成为公众的负担吗？

过了一会儿，他又滔滔不绝地讲下去了。“我在那边一个熟人也没有。可是有人给了我一个纽约的地址，我便写了一封信去。我也给另外几个人写了信。我把我们的处境描述了一番。后来有个朋友告诉我，这事我全做错了。病人根本不容许到美国去。患着不治之症的病人更是连考虑也不会加以考虑的。我应当说，海伦的身体很健康。这一席话，海伦在无意中听到了一部分。那是不可避免的。在马赛，谁也不会谈论别的什么事儿。好像一大群蜜蜂发了疯似的。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卡奴比埃尔大街的一家饭店里。风在街头疾卷而过。我并不泄气。我希望找到一位仁慈的医生，肯给海伦出一张健康证明书。我们仍然在玩着那套把戏，装作彼此都很相信，装作我什么也不知道。我还写过一封信给她营里的长官，请他出一张说明我们处境危险的证书。我们找到了一间小屋子。我还搞到了为期一周的居留许可，夜里在一家饭店里充当洗碗碟的非法临时工。我们有了一点钱，一位药剂师按照杜布瓦的药方配给我十安瓿的吗啡——因此，就当时来说，凡是需要的东西，我们全都有了。

“我们坐在靠窗的一张桌子边，眺望着窗外——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少有的舒适享受，因为整整一个星期用不着东躲西藏。蓦然间，海伦吃惊地跳起来，抓住我的一只手。她正在凝神注视着起风的沉沉黑夜。‘格奥尔格！’她悄悄地说道。

“‘在哪儿？’

“‘在那辆敞篷汽车里。他刚才开过去了。’

“‘你能肯定吗？’

“她点点头。

“我认为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几次试图从开过的汽车里辨认人的面貌，结果发现都不可能。但是我的疑虑还是消除不了。

“‘为什么他偏偏要到马赛来？’我问。可是停一会儿，我就意识到对他来说，马赛正是世界上最最自然的去处——所有在法国的难民最后一个避难所。

“‘我们非得离开马赛不可。’我说。

“‘我们能往哪儿去呢？’

“‘西班牙。’

“‘那里不是更危险吗？’

“谣传盖世太保已经在西班牙自由自在地安顿下来，又说难民被西班牙警察逮捕以后，就引渡给德国当局。不过在那些日子里，各种各样的谣言都在沸沸扬扬地流传。你不能够什么都相信。

“我另外还得试试那场早已竞争激烈的比赛：西班牙过境签证。只有在你有了葡萄牙签证之后才能发给，而葡萄牙签证，又须以拥有另一个国家的签证为申请的条件。更别提那最最糟糕的官僚主义诡计：法国出境签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