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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我用一种和解的口气说道，“我只是拿这个来当一个例子罢了。”

“简直不可理解。”

“每一种致命的疾病都是这样的，施瓦茨先生。”

他一声不响地点了点头。“你肚子还饿吗？”隔了半晌，他问。

“不饿。怎么了？”

“你说过你饿啊什么的。”

“自从跟你在一起，我已经吃过两顿晚饭了。”

他抬起头。“听听！吃过晚饭了！多么舒适！等过去之后回头看，多么不可企及啊！”

我没吭声。停了一会儿，他更加镇静地说道：“椅子是黄色的。它们都已经重新做过了；在我受尽命运的种种嘲弄的那五年里，所有的变化就是这一点。有时候，事物会变得不协调，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是的，”我说，“一个人死了，可是他的床依然还在。他的家也依然还在。具体东西都保持着原来的样子。我们要是能够也把它们一起毁掉就好了！”

“除非它们对我们毫无意义，否则我们是不能把它们毁掉的。”

“这话说得对，”我说，“除此以外，人的生命也并不是那么重要的。”

“不重要吗？”施瓦茨说，他那朝我扬起来的脸上有一种痛苦的表情。“不重要吗？不，当然不了！可是告诉我，如果生命不重要，那么什么是重要的呢？”

“没有什么是重要的，”我说，即使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也知道它是既正确又不正确的，“把事物说成是重要的，都是我们自己。”

施瓦茨急速地喝了一大口深色的酒。“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呢？”他大声问道。“你能告诉我，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它们说成是重要的呢？”

“不，我没法告诉你。不管怎么说，那毕竟是一种愚蠢的讲法。我自己把生命是看得相当严肃的。”

我看了看表，刚刚过两点。乐队正在演奏伴舞的音乐，一支探戈舞曲。喇叭那短促的、调低了的乐音使我想起一艘出航轮船那远去的汽笛声。只差几小时，就要破晓了，我想，那时候，我就可以离开这儿了。我伸手到口袋里去摸了摸那两张船票，仍然在那儿。我几乎已经以为它们不在那儿了。那听不惯的音乐，那酒，那挂着帘幔的房间，还有施瓦茨的嗓音，造成一种使人昏昏欲睡的虚无缥缈的气氛，毫无真实感。

“我仍然站在起居室的门口，”施瓦茨继续讲下去，“海伦望着我，问：‘在你看来，你这个家难道就变得这样陌生了吗？’

“我摇摇头，往前走了几步。我忽然浮起一种奇妙的窘迫之感。屋子里的东西仿佛都在向我伸出手来，但是我已经不再属于它们了。也许我也已经不再属于海伦。‘样样东西都跟从前一个样，’我急忙说道，流露出一种强烈的热情，‘样样东西都跟从前一个样，海伦。’

“‘不，’她答道，‘样样东西都跟从前不一样了。你为什么要回来？难道就为了这个？就因为样样东西都会跟从前一个样吗？’

“‘不，’我说，‘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可是，我们以前不是住在这儿吗？那些年月都到哪里去了？’

“‘不是在这儿。而且，那些年月也不在我们已经扔掉的旧衣裳里。这就是你的想法吗？’

“‘不。我不是在找寻我自己。可是，你是一直待在这儿的。我是在找寻你啊。’

“海伦古怪地瞥了我一眼。‘你以前为什么没有想到要找我呢？’她说。

“‘以前？’我不解地问。‘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没有办法更早一点回来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在你出走以前。’

“我不了解。‘那我该问你些什么呢，海伦？’

“她没有马上回答。随后，她急促地说：‘你为什么不曾要我跟你一块儿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