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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原先那个女人来接电话。‘我是格奥尔格·于尔根斯，’我精神勃发地说道，‘请马顿斯医生听电话。’

“‘刚才有过一个电话，就是先生您打来的吗？’

“‘我是冲锋队中队长于尔根斯。我要请马顿斯医生听电话。马上去请他来！’

“‘是，’那个女人说，‘请等一下。’”

施瓦茨瞅着我。“在电话里等待逃生的时候，听着听筒里那种可怕而轻柔的嗡嗡声，这你体验过没有？”

我点点头。“你等待的甚至不一定是逃生。也可能是你试图赶走的那种空虚之感。”

施瓦茨继续讲他的故事。“‘我是马顿斯医生。’我最后听到那边开腔了。我又处在这样一种境地，要是在从前肯定会叫我发笑的。而那时，我的喉咙焦干了。

“‘鲁道夫。’后来我终于嘟嘟囔囔地说。

“‘对不起，您说什么？’

“‘鲁道夫，’我说，‘我是海伦·于尔根斯的亲属。’

“‘我不明白。难道你不是冲锋队中队长于尔根斯吗？’

“‘我是想打电话给他，鲁道夫。要找海伦·于尔根斯。现在你是不是明白了？’

“‘我一点也不明白，’那个嗓音在电话里气呼呼地说道，‘有个病人我才诊断了一半……’

“‘我能不能上你的诊所去，鲁道夫？你现在是不是很忙？’

“‘你到底要干吗？你是谁，我甚至还不知道，可你……’

“‘老沙特汉德。’我说。

“我突然记起童年时，我们在扮演印第安人的时候彼此称呼的名字，这些名字都是从卡尔·梅[30]的小说里找来的，十二岁那年我们都曾贪婪地阅读这些小说。有那么一会儿，我什么都没听到。随后，马顿斯轻轻地说：‘那是什么意思？’

“‘温内图，’我答道，‘你把从前的名字都给忘了吗？哎呀，那些都是元首爱读的书嘛。’

“‘那是事实。’他说。大家都知道，这个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床头总是放着三四十卷卡尔·梅的作品。这些描写印第安人、用陷阱捕兽的人、打猎的人的小说，连十五岁的孩子都认为有点儿荒谬可笑的，却是他最喜爱的读物。

“‘温内图？’马顿斯用怀疑的口气重复了一遍。

“‘是的。我非得来见你不可。’

“‘我不明白。你在哪儿？’

“‘这儿。在奥斯纳布吕克。我们能在哪儿见面？’

“‘我正在给病人看病。’马顿斯呆板地说。

“‘我有病。能上你那儿请你诊断一下吗？’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马顿斯说，他这种嗓音，说明他已经决定好怎么办了。‘如果你有病，就到我这里来见我。干吗还要费事打电话啊？’

“‘什么时候？’

“‘最好是七点半。七点半，’他又说了一遍，‘不要提前！’

“‘好。那我到七点半来看你。’

“我把电话挂好。我满身是汗。我慢悠悠地朝出口处走去。一弯苍白的半月从云层中稍微露出来了一会儿。只消再过一星期，我想，它就会成为一轮新月。正是穿越边境的好时机。我看了看表。还有三刻钟。最好是离开这个车站。凡是在车站周围闲荡的人，往往会引起人家的怀疑。我走的是光线最暗、行人最少的街道。这条路通向古老的城墙。有一段已经给平整了，还栽上了高大的树木。另外那沿河的一段，仍然是原来的样子。我顺着城墙，穿过广场，经过圣心教堂。

“从城墙的上层，你可以越过河面，眺望城里的房顶和高楼。大教堂那巴洛克式的穹顶，在摇曳的月光中闪烁。我熟悉这片景色。它被复印在成千张风景明信片上。我也熟悉河水的气味，熟悉城墙边缘那条马路上的菩提树的味道。

“我看到一对对情侣坐在树木中间的长凳上，从这儿可以看到河流和城市的景色。我在一条空着的长凳上坐下了，为了消磨那去见马顿斯以前的半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