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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卖掉了安格尔的那两幅画。得到的比我指望的来得少，可是我现在有了钱了，而这点钱却比我好久以来见过的都多。

“于是一天夜里，我起了一个念头，这个念头从那时起就一直萦绕在我心里。我是不是可能带着这张护照回到德国去呢？这张护照简直跟真的一模一样，在边境线上人家怎么还会怀疑呢？那我又可以跟我妻子见面了。我可以解除我对她的担忧。我可以……”

施瓦茨瞅着我。“你一定懂得那种感情。流亡者以最纯真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紧张不安。出现在胃部，在喉头，在眼睛背后的那种紧张。几年来，你一直试着要埋葬的一切，你千方百计想要忘掉的一切，你像躲瘟疫一样避开的这种种东西，却又复活过来了。对一个流亡者来说，回忆是一种致命的疾病，是他心灵上的癌症。

“我试着把它压下去。我一次又一次地去看那些和平与宁静的画，西斯莱[16]的，毕沙罗[17]的，还有雷诺阿的。我几小时几小时地待在博物馆里——可是如今这对我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那些画再也不能叫我平静下来——它们开始呐喊，挑衅，让我记起……一个还不曾被那褐色麻风病[18]蹂躏过的国家，两旁立着攀满了紫丁香的围墙的街头的夜晚，古老城市里的金黄色的晚霞，燕子在四周翻飞的绿色的钟楼——还有我的妻子。

“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没有什么特别的禀赋。我跟我的妻子一起生活了四年，就像大多数人那样生活，平静而愉快，不过没有热烈的激情。最初几个月过去以后，我们的关系变成了一种所谓幸福的婚姻关系——两个都没有什么奢望的、能够体谅对方的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的梦想属于过去，可是我们并没有怀念它们。我们都是通情达理的人。而且我们非常恩爱。

“现在，我对一切都要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了。我开始责备自己。我们的婚姻搞得这样平淡，都是我的过错。我把一切都搞糟了。我过去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我现在又打算怎么办？我爬进了一个洞里，过着呆板的生活。这种生活还能过多久？结局又将怎样？战争会爆发，德国肯定会胜利，别的国家没有一个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到那时又将出现什么情况呢？我还能爬到哪儿去，即使我还有时间和精力？我将在哪一个集中营里饿死？我将在哪一垛墙边被枪毙——如果我运气还不错的话？

“本该叫我定下心来的那张护照，却使我陷入了绝望。我在街上彷徨，一直走到我累得要死。可是我又睡不着觉，有时刚一睡着，噩梦又把我惊醒。我看见我的妻子给关在盖世太保的牢房里，我听到她在我旅馆的庭院里求救的呼声。有一天，我走进玫瑰咖啡馆，一心认为从门口对面的镜子里看到了她的脸。有一会儿工夫，她朝我转过身来——她脸色苍白，眼神凄惶——随后，她就悄悄地走开了。我看得那么清楚，我敢肯定她确实是在那儿。我奔进里面那间屋子。屋里照例坐满了客人，可是他们里头就没有一个是她。

“有那么几天，我完全给这样一个念头缠住了：她已经来到了巴黎，而且正在找我。有好几十次，我看见她沿着街角拐过弯去，我看见她坐在卢森堡花园的一条长凳上，等我赶到那边的时候，一张陌生的脸惊诧地朝我抬起来。她穿过协和广场，恰巧一股车流正涌将过来，而这一次那确实是她了——她那走路的步态，还有耸起肩膀的姿势，我甚至好像还认出她的衣服，可是当那交通警察最后拦住车流，而我可以追上她的时候，她却已经消失，被地铁的乌黑大口吞掉了。我急忙奔下台阶，只看到列车那令人失望的尾灯在黑暗中逐渐远去。

“我向一位朋友吐露心里的秘密。他叫勒泽，靠贩卖袜子过活，从前在布雷斯劳[19]当过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