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讲 说理与民主（第2/13页）

施特劳斯认为，大多数的民众乐于接受的是满足他们自然欲望的诱惑，而不是贤者出于智慧理性的说服。由于大多数这样的人在民主制度中所起的作用，贤者们难以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和德行，他们必须迁就大多数选民，以求当选。民主因此成为向低水准靠拢的、人头统计的选拔，“民主制的指导原则并不是美德，而是自由——城邦中的每个人都有按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而生活的权利……（民主）是未受教育者的统治”。

施特劳斯还认为，“现代民主离普遍优秀还差得很远。现代民主并不是由大众在统治，因为大众事实上不会统治”。现代民主的精英也不过是一些因为某些原因处在上层或有机会爬到上层的人。他说，“现代民主（的主体）是那些除了体育新闻和漫画之外什么也不阅读的公民”，这样的民主“根本不是大众统治，而只是一种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物质技术、庸俗趣味都是按大多数人的口味和需要生产出来的，这些都很容易被既无思想又无道德的政治势力利用。施特劳斯向往的是奥林匹斯山上那种“原初意义上的民主”，一种只有如神的人民才配生活于其中的民主。这使他对地上人间的大众民主充满了失望，他所怀有的唯一希望是，“自由教育是一架阶梯，凭借这阶梯，我们可以努力从大众民主上升到原初意义上的民主”。

从哲学民主到实践民主

哲学民主代表着人类所曾表达过的对民主的一些最高尚的理想，它的观念也导致了不少人对现实民主的悲观理解，施特劳斯便是一个例子。然而，应该看到，雅典城邦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是一种关于民主的哲学理念，而不是直接可以效仿或复制的民主实践（美国的建国之父们清楚地了解这一点）。雅典城邦里的那种与奴隶制结合在一起的现实民主，本身就离哲学民主的普遍理念相去甚远。在现实而具体的民主环境中，说理是以“实践民主”（practical democracy）而非施特劳斯的“哲学民主”（philosophical democracy）的方式在起作用。说理对于实践民主的作用是，它能帮助民主制度挑选出尽可能优秀的，但并非哲人贤者的“官员”。说理形成了一种符合现实人性的选举程序，它能在最大程度上遏制而非消除人性中不利于公共利益的种种弱点，如自私、功利心、权力欲等等。

民主选举的程序是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上的：尽管参选者们嘴上都说自己的动机是为人民服务，他们的真实动机却未必如此高尚。民主政治中竞争权力位置的那些人，他们有可能出于一些不那么高尚但很符合人性的动机。民主制度是建立在承认人性弱点的基础上的。民主说理的机制也给人性弱点留有余地，这在民主选举的竞选说理中就可以看出来。

那些被提名为候选人，经过选举有可能成为“官员”的人士，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被别人挑选的，自己并不愿意当官；第二类是选上以后，愿意当官的；第三类是一心一意想当官，所以会千方百计争取选上的。后二类可以分别称为“愿意当官”和“一心当官”。

如果所有的参选人都不愿当官，那么选举便只能取消。因此，任何实际上举行的选举都只能包含两种参选人：愿意当官的和一心当官的。当然，“愿意”和“一心”都可能有不同的程度，并且每一种态度也可能会变化，而不是静止的。一心当官的不大可能会变成只是愿意当官，但起先只是愿意当官，后来变成一心当官的，却是大有人在。

在说服民众投自己一票的时候，愿意当官的和一心当官的会运用不同的说理方式，他们在选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可信度也会不同。民众一般不喜欢一心当官的参选人，因此，就算是一心想当官的，也会把自己的真实动机隐藏起来，把自己打扮成是想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了一己的私利而一心想要当官。